问候叙旧以及汇报进行到差不多的时候，便开始照相。在魏超指挥下，所有人分列三排，前排席地而坐，中排屈膝而蹲，后排侧身而立。校长则端坐中央，风采不减当年。魏超端起相机照了一张一张又一张，然后说，谁来替我一下，让我的影也跟大家合在一起？

我鬼使神差地出了队列。我说我来。我觉得该为大家做点事，才对得起人了。我小心翼翼地接过相机。魏超说，傻瓜机子，摁快门就是。我说我知道。他的交待纯属多余，难道踩三轮车的就连傻瓜机都不会用？没吃过肉还见过猪走路呢。我开始为大伙照相。照完了全班的集体照，又为这几个或者那几个与校长合影。后来校长因公务繁忙走了，又为那几个或者这几个照。也有单独照的，以樟树或者校舍为背景。魏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倒把我忙了个不亦乐乎。大家照相的积极性都相当高，争先恐后，你拉我扯的，令我兴奋得很。被人需要和被人央求真是件快乐的事。我热情高涨，喀嚓喀嚓，很快就将36张相片照完了。立即有人自告奋勇拿过相机要换胶卷。那个人转动退片手柄，一惊，坏了！我说怎么啦？他说，你没有将胶片挂上，前面的相都白照了！

所有的人脸上的笑都倏然凝结，惊愕地看着我，仿佛受了我的蒙骗。由于我糟蹋了那么多的幸福表情，他们眼睛里渐渐地透出谴责的目光。胶卷不是我上的，但我有口难辩。有人在我耳边埋怨道，机子是傻瓜，人不是傻瓜嘛！我如同当年坠入河水中，从头至脚地凉了下来。

我转过身，默默地离开了这群昔日的同学。我十分后悔我的母校之行。我沿着嘈杂喧闹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家里走，摇摇晃晃，头重脚轻。我真是要有多可笑，就有多可笑。

校庆搞得我很不愉快，为了忘记这种不愉快，一回家我就踩着三轮车上了街。可是在街上转悠了一下午，却没有送上一次货，小菜钱都没赚到几个。我一倒霉，总是双份的，没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回家。

心里烦躁，总得找个人说说，总得划个口子，将肚子里的窝囊气放出来，否则会憋出病。这个人通常是我老婆。但是一闻到从家里飘出来的中药味，我就晓得，老婆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只能独自承受了。

老婆是一年前犯的病。开始时，是我俩快活之后，她就腰疼。我们以为是用力过猛，做得太久的缘故，就没怎么在意。后来我们减少了次数，而且我尽量地把动作放轻，速战速决，她的腰却疼得越来越厉害。也不仅仅是同房之后疼，有时在大街上擦皮鞋，擦着擦着腰就直不起来了。她的身体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她的脸晦涩无光，慢慢地由蜡黄变成惨白，没有一丝血色。那日她一只手撑着腰，含着一丝苦笑说，老公，我的子宫只怕要检修检修了。

她独自去医院看的病。我本要陪她去，她不允。她说她看妇科，我一个男人跟着去，好意思？所以，我不知道医生是怎么摆弄她的身体的。医生建议她住院，她没住。因为我们吃药都没地方报销的，还敢住院？住不起的。她在医院打了几针，开了一些药回来。我问她是什么病，她说，反正是女人的病，你问那么多干什么，难道说我还没病装病？我就不好多问了。这次看病花了两百多元，她为此唉声叹气。我安慰她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身体好，还怕没钱赚？钱财乃身外之物，只有身体才是我们自已的，钱由我来想办法，该吃的药你还得吃，你只管安心养病吧！她抓着我的手说，病其实没什么，哪个女人没几样妇科病？只是我不能让你用了，怕你受委屈呢。唉，我要是长个备用的就好了。我很生气，我说于红霞你把我看成什么了？不能用就不用，不用又不会死人，都什么时候了，我还会计较这个吗？我又不是畜生！

老婆卧床休息了半个月，吃完那些药后，病情有了好转，就继续上街工作。以后病疼再次发作，就去看中医，不吃西药了。她说西药治标不治本。当然中药还有一大优势就是便宜，一大包也只要两三块钱，可以吃一天，而西药那么小一粒，贵的要一块多，便宜的也要几毛，而且医生又舍得开药，一吃就是一大把。吃中药她人都开朗些，有时听见我回来了，她还边熬药边哼几句流行歌，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已扛什么的。

但是中药也一直没有治好她的本。她总是稍有好转就停药。我反对她这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做法。她不理睬，等到下次疼痛发作实在撑不下去了，才肯去抓药，而且顶多抓三服。有次我自作主张给她多抓了几服药，她大发脾气，说吴朝阳你的肉能卖钱么？能卖钱就把你杀了换钱买药去！换不了钱，你就少给我药吃！我只好依着她，也只能依着她，惹她生气只会加重她的病情。她那病恹恹的样子让我重话都不忍说一句。

苦涩的中药味已经够令人压抑的了，我不能再拿校庆之类的鸡毛蒜皮去烦于红霞的心。我装着嗅觉不灵的样子，尽量舒展眉目走进自已的家。

进屋一看，饭菜香喷喷地摆在小桌上。老婆于红霞和儿子小康都在桌边等着我。药罐子坐在藕煤炉上吐着热气，我瞟它一眼，嘴里说，等我干什么？吃吧吃吧！儿子得了号令，立即捧起饭碗，像个腐败分子一样呼噜呼噜大吃大喝起来。儿子有点怕我，炒鸡蛋是桌上唯一的荤菜，儿子瞟着鸡蛋，目光锐利，筷子却不敢去得太勤，畏畏缩缩的。我干脆端起盘子，拨了一半在儿子碗里，剩下的一半摆在老婆面前，说，你们吃吧，今朝我肚子里有的是油水！

于红霞便问，校庆热不热闹？

热闹，热闹得很呢！不知何故，校庆带给我的不快忽然之间烟消云散了。我称道了它喜庆的场面，又感叹了一阵子同学脸上的皱纹和老师头上的白发，接着就兴致勃勃地赞美起母校的红烧肉来。经过我的细致描绘，一盆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热气腾腾地摆在老婆和儿子的面前。儿子目不转睛，口水都流下来了；于红霞则咂吧着嘴，还不时伸出舌头舔着嘴角，好像他们真的与我分享了那盆毛主席都喜欢的红烧肉。

儿子无限神往地说，爸爸，你们学校真好，还请你们吃红烧肉，我们学校要有你们学校一半好就好了！

我说，爸爸的母校过节嘛，能不好吗？

儿子说，我们老师也要过节了呢！

我问什么节？

于红霞说，教师节嘛，年年都要过的。

儿子说，我们老师说了，今年教师节，不许送钢笔，不许送笔记本了，老师说他家又不是开文具店的。

我问，那送什么？

儿子说，老师说他家放不下，什么礼品都不许送。

我松了一口气，那他不废话吗，不用送就不用说嘛！

老婆伸伸腰，皱皱眉说，你呀，脑筋不会转弯，老师说不准送礼品，意思是要送红包。

真是岂有此理！我一气，就把筷子拍在桌子上。他就这样为人师表吗？不送！

老婆说，人家也没强求你，不送可以呀，只是怕他以后就很少让小康发言，也不会用心地辅导小康，小康做了好事也得不到表扬了。儿子要是因此成绩滑坡，你说是不是因小失大？

可是……我把可是后面的钱字含在嘴里没说出来。这个字太为难我们了，我恨不得把它嚼烂咽下肚，再把它拉在厕所里。

老婆叹口气说，还有几天时间，我慢慢想办法吧。

我立即说，不，这办法我来想。再让老婆解决，我就太不男人了。我起身转了两圈，虚张声势地东张西望，然后踅进半明半暗的里屋，将那张老式书桌挪开一点，书桌后的墙上便显露出一个小洞。这是我藏私房钱的地方。不是我不相信老婆的理财能力，也不是我蓄谋存钱养小情人，我只是以备急时之需，以便在关键时刻给老婆制造一个惊喜，显示我男子汉的能力和应有的责任心。遗憾的是我的私房钱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块，所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极为有限。

我从那个墙洞里抽出半块砖头，又从洞中掏出一个烟盒，再从烟盒中拈出那张仅有的50元大钞，将它抻平抻平，吹吹上面的灰，然后走出里屋慎重地交给老婆：给，二十元作红包，三十元你拿去抓药。

老婆说，三十元红包，二十元抓药。

老婆的神情那么坚毅，不容置辩，我只好点头答应。

我家的中药味断断续续地弥漫了整整的一个秋天，每当家门外有梧桐叶飘然坠落，我都认为它们是被老婆熬出的中药味熏下来的。

进入冬天之后，老婆再也不肯吃药了，因为病情总是老样子，既不见好转，也不见恶化，而且一吃就呕，呕得天昏地暗。老婆说她不愿再受这种罪，也不能再把钱往水里扔了。

似乎因为天气冷了，人们的消费热情也大大降低，购买大件商品的寥寥无几，我送货的生意就十分的清淡。我和同行们几乎天天袖着手、缩着头，聚在商场门外，边闲聊边盯着进出的顾客，无所事事，心里发虚。这日我正考虑着换行当的可能性，踩着三轮车从翠香酒楼门前过，忽然被人一把抓住袖子。回头一看，是魏胖子魏超。

我说，魏老板你在这里干什么？

魏超说，我是翠香楼的老板，我不在这里在哪里？你这个吴朝阳，校庆一完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要你多联系，你怎么不联系呵？

我说怎么跟你联系呀？

魏超说不是给了你一份同学通讯录吗？

我就不吱声了。那通讯录我从母校一出来就揉成团扔进了垃圾箱。我没有与任何同学联系的打算，我已经差不多把他们全忘了。

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正好有几个老同学要聚一聚。

魏超把我从车座上拉下来。

我说，是谁请客？

魏超说，你别管，反正有人签单，吃公家的，不吃白不吃。

我还在犹豫，魏超已帮我锁好了三轮车，接着将我往翠香楼里推。一上台阶，门口一个身穿红旗袍的漂亮小姐冲我鞠了一躬，笑容可掬地说欢迎光临，慌得我差点也朝她鞠一躬。

魏超把我领进一个包间，让我等着，就忙他的去了。我就等。开始有点不自在，手足无措，慢慢地就好了。我啜着茶，嗑着一碟瓜子，四下观看。包间装修得很讲究，雕花的古色古香的呆窗户，墙上还挂着箫、二胡之类乐器。从窗户的磨砂玻璃的反光里，我窥见自已的装束与环境很不协调，浑身就有点不舒服。但这不能怪我，不是我自已要来的。我踩三轮车的时候，我帮人家背电冰箱上楼的时候，从来没感到自已不协调。所以我理直气壮地嗑瓜子，地面光洁如镜，瓜子壳不好乱扔，我就把它们放在夹克的口袋里。当然我只放了一把，因为我发现桌上有空碟子，我准确地猜出它的功能就是盛瓜子壳之类东西的。

我等的时间慢慢地有些长了，就有些心烦，心想还是一走了之吧，这不是我呆的地方。起身欲走，门忽然开了，魏超引了一帮老同学进来。都是一些校庆时见过的熟面孔，只是我仍然叫不出或叫不全他们的名字。他们倒认出了我，吴朝阳吴朝阳地叫。我有些感动，又有些惭愧，说，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晓得我呵？

一个宽脸同学边打手机边笑着说，岂止是晓得，这一向你的知名度急剧攀升呢！哪一次聚会，都少不了讲一番吴朝阳照相的故事，都成经典了呢！还创作了一条歇后语，叫什么来着？

另一个人说，叫作吴朝阳照相——浪费表情。

原来是这样！我立刻感到一脸的蚂蚁在爬。魏超马上解围说，谁都有犯低级错误的时候，不是说摄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吗？朝阳要是不制造这么个小小的遗憾，大家不就少了一个笑谈，少了一份快乐么？

众人都说是呵是呵，好像真感谢我浪费他们的表情似的。我反正不作声，木着脸，由着他们去说。他们却不说我了，说起谁谁最近可能要提拔，市里某领导为他说话了，又说起某个歌厅的小姐很有档次。后来又说起最近流传的民谣，说其中一个段子可以概括某些时代特征。民谣说的是：七十年代知青下乡——偷鸡摸狗；八十年代干部下海——吃喝嫖赌；九十年代工人下岗——啥都没有。这样，他们说着说着又绕到我身上来了。我是啥都没有，但我不求人，我不低声下气，决不。

说着说着就开始上菜了，菜上着上着又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人。魏超忙迎上去握住他的手用力摇摆，说当领导的日理万机总是最后一个来，这是规律呵！转身又把我介绍过去：这位是头一次参加同学聚会的吴朝阳，这是市长秘书，罗秘书罗领导，你们认识吧？

我摇了摇头。其实这位罗秘书我是认得的，电视上经常看到他紧随在市长身后，不是露出半边脸就是半个身子。只是不晓得，他也是我的同学。

罗秘书很有领导派头，正襟危坐地说，朝阳呵，老早就听魏胖子介绍你，照相的典故也耳熟能详了。其实，他不说，我也记得你，当年因为童卫红作落水鬼的事，你不差点被冤枉么？那个时候，民主与法制很不健全，使你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情有可原啦！要换在今天，我一定树你一个见义勇为的典型！

我应该说点什么，但我不想表现得唯唯诺诺，不知说什么好。我没这方面的临场经验。于是除了点头就干脆什么都不说。好在人已到齐，小姐已为大家斟满了酒，他们就开始互相敬起酒来了。我不会喝酒，他们也不勉强，让我喝椰汁。我发现他们喝一杯酒要说很多的话，几乎比我一天的话还要多。而且他们一个比一个豪爽，五粮液从他们嘴角流了下来，把领带打湿了也不在乎。满桌子的菜，很多我都叫不出名，印象最深的是一盘红色的生鱼片，叫什么三文鱼，还有像两面针牙膏一样挤出来的芥末，辣得人死。每样菜我都尝了一下，觉得都不如校庆时的红烧肉味道甘美，吃起来一点都不过瘾。

我很快就吃饱了，就想早点离席。我还有工作要做。魏超看出了我的心思，端一杯酒站起来说，各位领导，请允许我说几句话。朝阳同学的处境，大家都晓得的，我跟罗秘书也就是跟市政府也汇报过了的。原先我打算牵个头，发动同学给他捐点款献点爱心，但有同学建议，输血不如造血，提高他自已的造血功能。这个意见很好，各位都是有能量的人，大家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朝阳一个自已造血的机会，说白了，就是给他找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事做。

罗秘书拿夹烟的手点着魏超说，魏老板呀魏老板，你这不是打着灯笼找火吗？你这里不是现成的么？让朝阳到你的酒楼打工就是嘛！

魏超一愣，旋即笑了，巴掌在脑门上一拍，你看你看，我是忙糊涂了！朝阳，看来只有我来帮你造血了，要愿意，就来酒楼厨房里当下手吧！

我感到非常意外。我说行。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魏超事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多少有点强加于人的味道。我也许该向魏超敬酒作谢，但身子一时拔不起来。后来身子虽然拔起来了，却忘了端酒杯，说的也是与感谢毫不相干的话。我说我吃好了，我还有事，不能陪各位领导了，我要告辞了。

魏超送我到门外，嘱咐我去医院验血，把化验单给他，他好替我办健康证，办了证我就可去他那里上班了。他还塞给我一张他的名片。我点头不止，我的鼻子莫名其妙的有点堵塞。我踩着三轮车顶着寒风往家里走，我并不打算感恩，但忍不住想，魏胖子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医院。挂号费四块，抽血化验三十，一共是三十四块。下午就拿到了化验结果。结果是我的血不合格，里头有乙肝病毒，转氨酶也偏高。医生说先给我开一个月的药，我不好反对。我拿着处方去划价，吓得我头都晕了：678元！我赶紧从医院里逃了出来。

在巷子口上的公用电话亭，我给魏超打了电话。我说魏超对不起，我不能来你那里了，我造不成血，我的血里有毒。

魏超半天没有吱声，后来才说，朝阳你不要灰心，先把病治好，天无绝人之路，干不成饮食业，你还可以干别的。

我只好去干别的了。这别的其实还是踩三轮车，不可能有别的。我暗暗地有些怪魏超多事，他要不是让我自已造血，我何至于额外损失三十四块钱呢？

前面我已经 说过，我不想跟任何同学有联系，但童卫红是个例外。我和她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做梦，偏偏她好长一段时间没到我梦里来了。我有点想念她，特别是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一发呆，就晓得自已开始想她了。没有她我的梦虚无缥缈支离破碎，像一些抛撒在风中的纸屑。我羡慕甚至于妒忌童卫红的自由自在，这一向她又到哪个的梦中旅游去了呢？

童卫红是心有灵犀的，她感应了我的思念，匆匆来到了我的梦中。她步态轻盈，裙袂飘逸。我说卫红好久没见你了，冬天你还穿连衣裙，你不怕冷吗？童卫红牵起裙摆在我面前旋个圈，笑道，我们这儿是没有四季之分的，因为时间在这里不流动。我说难怪你怎么也不见老，还是十七年前的老样子，你是青春永驻呵，怪不得你总是让人动心呢！童卫红羞涩一笑，你莫非又动心了？我说是呀，动得厉害呢！我抓起她一只手来抚摸，她的手居然温热而柔软。我惊讶无比。童卫红说，晓得么，我的心也动起来了呢。她将另一只手放到我的胸脯上，轻轻地摩挲。我的身体不知不觉地冲动起来了，我难为情地捂住自已的眼睛。童卫红善解人意地将一块手帕盖在我的脸上。

可是，在我热切地渴望着童卫红的抚爱时，她不见了，窗棂上透出了淡白的曙光。搁在我身上的是老婆的手。于红霞的眼睛在幽暗中闪动，说，朝阳，你想那个了吧？我赶紧摇头否认，没有的事。老婆拨弄我一下，都硬成这个样子了。我解释说，尿胀的，条件反射。老婆叹息一声，你不要不好意思，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几个月都不来一次，哪有不想的？又不是木头。都怪我身体不好，让你跟着受罪，你要是憋得实在受不了，到外面去找一个吧，我不会怪你的。我很生气，她这样说不止一次了。我闷声闷气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再说，我这样子的人有人要么？老婆说，怎么没人要？稍稍打扮一下，你还是一表人才呢！我听人说过，有些坐台的小姐便宜得很，100块钱就可以做一回，我给你钱……我厉声道，你硬是越说越没名堂了，有钱找鸡，我还不如去做鸭赚钱呢！我掀开被窝，迅速地穿好衣服离开了老婆。

我是愈来愈受不了于红霞了。我是说她的体贴。我一个牛高马大的男人，要你无微不至干什么？她越体贴，我心里越难受。我甚至感觉她是有意让我欠她的情。

她的体贴从我俩刚认识时就开始了。那时她是车间的分析工，工作岗位离我们钳工班不远。我们是一个轮班的，因为倒班，有时在岗位上用餐。分析工每小时作一次分析，其余时间相对自由。那天中午她端着饭盒边吃边遛达到钳工班来了，说吴师傅，请你帮个忙。我说行呵，你的忙我最愿意帮了。她把我叫到一边，说吴师傅，贪污和浪费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是不是？我说是呵是呵，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这么说的。她说，你要不帮这个忙，我怕要犯浪费的罪了呢，我的菜买多了，实在吃不下去了，你帮我消灭一些好吗？我爽快地说好呵好呵，这种忙我最善于帮了，就把饭盒朝她一伸。她那时的脸总是白里透红，那天就更是红得格外鲜艳了。她筷子一撬，从饭堆里拨出一个金黄的荷包蛋，迅速地夹进我的饭盒里，搞得我心里暖洋洋的。这种感觉大概就是那种叫幸福的东西吧。我一幸福，就说不出话来了，就像我尴尬时一样。我傻不拉叽地吃着那个荷包蛋。我不是个蠢人，我晓得根本不是什么买多了。接下来这种美好的忙我还帮了许多次，接受了许多从她饭盒里偷渡过来的咸鸭蛋、红烧鱼块、糖醋猪肘之类。后来就两人一人买一份菜，明目张胆在放在一起吃，就不存在帮忙不帮忙了。

我是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理的，于是时刻想着真正地帮一回她的忙。我们这个小氮肥厂设备老化，跑冒滴漏严重得很，车间到处闻得到刺鼻的氨味。氨味的刺激能令人胃口大开，所以那时候于红霞经常送我一些饭票。我对氨味习以为常，可它给于红霞造成了麻烦。她每小时要去取一次样，有个取样点氨气泄露特别厉害，需要戴防毒面具去取，不然弄得不好呛你一个肺气肿。氨气遇到水分子会发生化学反应，腋窝和裤裆下这些潮湿的隐秘处就针刺一般难受。我决计不让于红霞这样难受，于是在取样的时刻戴上面具守候在分析室门外，于红霞一出现，就夺过烧杯冲入氨味浓烈处，奋不顾身地替她取样。我希望她心里也有暖洋洋的感觉。但是我第二次帮她取样时，她不肯把烧杯给我了。她说，吴师傅，我不能让你帮忙了，你再帮忙别人要说闲话了。我说，取个样还有什么闲话？她说，你再这样，人家会说我们谈恋爱了。我脱口道，谈恋爱就谈恋爱，我巴不得呢！于红霞的脸就真的像一朵红霞了，埋着头，乖乖地将烧杯交给我，而我就像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带着浑身的幸福冲向氨气弥漫的地方。

我和于红霞就是这样好起来的。关系明确之后，她的体贴就名正言顺，也变本加厉了。一到轮休日，她就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来，扫地抹桌忙个不停，看到脏衣服就拿去洗了，不管是我的还是别人的。她简直是爱屋及乌。我不明白她为何对我这么好。我问她，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工人子弟呢？

她想了想说，你牛高马大的，跟了你，不怕人欺侮呀！

可她还是被人欺侮了，而我空有一副好身板，对欺侮她的人莫奈其何。我一点也保护不了她。因为欺侮她的是她的父亲，我后来的岳父。她父亲是市经委的一个科长，经常和我们厂长一起喝酒。科长不能容忍自已的女儿与一个没有地位也没有前途的小工人恋爱。他那时正准备把于红霞调到市里一个机关办公室去工作，说如果她不断绝与我的关系，就让她当一辈子倒班的分析工。这番话是厂长传达给我的。厂长不断地拍着我的肩膀，让我帮他一个忙，不然他没法向于科长交待。厂长还提起了童卫红的事，也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我的档案里有记载吧。厂长说，你要真对于红霞好就跟她断，你是不会给女人带来好处的。

真对她好就不能跟她好，这是什么道理？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我不明白。我很矛盾。我暗暗伤心。我不知怎么办好。于红霞回家做父亲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嫁给工人阶级如何光荣，如何可靠，结果挨了父亲一巴掌，带着两只哭肿的眼睛回来了。于红霞不恨父亲，却怪那个阴阳怪气的后妈，她怀疑是后妈在后面捣了鬼。当天傍晚于红霞去了我家，那时我父亲还在。父亲跟我一样少言寡语，听了我们的事不表示任何态度，只知给我们做好菜吃。晚饭后于红霞还不肯走，她说既然当父亲的这样绝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生米做成熟饭。我们就上了床。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生疏得很，手忙脚乱了好一阵，也不晓得这饭煮熟了没有。后来我见于红霞遮遮掩掩地把毛巾揉成一团往床底下塞，拿过来一看，上面一片鲜红的血迹，如同刚刚绽开的玫瑰花。我脑子里那时还有许多封建思想的残余，认为这个很宝贵，所以感激得不得了，就觉得欠她的更多了。我紧紧地搂着于红霞，不声不响，热泪长流。

第二天我们就打了结婚证，买了些糖果散发给工友们。晚上一家三口吃了顿饭，人生大事就算完成了。新婚之夜我们非常幸福，我们尝到了从未尝到过的快乐。

婚后第一个春节，我们提着一网兜礼品去给于科长拜年。冤家宜解不宜结，毕竟，他是我们的父亲和岳父。不管怎样，养育之恩是不能忘的。可是刚进门，于科长就指着于红霞吹胡子瞪眼，你是谁？我不认识你，给我出去！

于红霞说，爸爸，你不认我，可我不能不认你。

于科长竟然动手推搡起来，我不是你爸，你把你那个臭小子当爸吧！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给我滚！再不滚我叫警察了！

于科长态度如此强硬，反应如此激烈，我们只好放下礼物，退出门外。还没等我们转身，那袋礼物被扔了出来，砸了于红霞的脑门一下才落到地上。于红霞哎呀一声蹲下身子，手捂着脸，血和泪几乎同时从她脸上流了下来。我赶紧掏出手帕让她按住伤口，然后愤怒地跳起，擂着那扇已经关闭的防盗门，发誓般地吼叫：姓于的，你听着，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过，我一定要让于红霞幸福快乐，气死你这狗日的！

事情已经过去十来年了，我还能清晰地听见自已的誓言在那个楼道里发出的嗡嗡回响。那回响令我无比歉疚，心情沉重。如今工厂垮了，于红霞和我双双下岗，她擦皮鞋，我踩三轮，我不晓得何时能还清老婆的情债，更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一份她的幸福。

也许，该问问童卫红。

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已从天上掉下来。

这是我刚刚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那会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好像是一个叫苏小明的歌星唱出来的。幸福不是毛毛雨，可好事就是毛毛雨，不知不觉就掉到我头上。就像我们常说的，运气一来，门板都挡不住。

这天我们刚吃完中饭，送走上学的儿子，魏超就领着罗秘书到我家来了，很正规地，跟我和于红霞一一握手。我很惊讶，你们怎么找到的？没有走错路吧？

魏超说，罗秘书是政府的人，还会走错路？又亲切地拍我的肩，朝阳，好事来了呢！

我不知其所以然，什么好事会轮到我头上？

魏超笑道，让罗秘书告诉你吧。

罗秘书却吊我的胃口，夹着公文包，微笑不语。他到我里屋转转，又往厨房里看看，最后站到门外台阶上，自言自语，嗯，不错，还可以。

我真是一头雾水。我这样的清贫之家，还有什么不错，还有什么可以的？一股浓郁的香水味从罗秘书身上飘来，熏得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于红霞临时到隔壁小摊上买了两包瓜子，沏了两杯茶，搁在小桌上，请两位客人用。他们嘴里说好好，不客气不客气，身子却不动，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眼角余光直往我老婆身上脸上去。于红霞年轻时还是有几分姿色的，现在却是对不起观众了，这我前面已经说过。我晓得，两位老同学不过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而已。

沉吟片刻，罗秘书才说，朝阳呵，你的困难我一直挂在心上的，毕竟，同学一场嘛，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这不快到年关了吗，市里领导准备搞一次送温暖活动，主要是看望一下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给他们送点年货，拜个早年。东西不多，也就是十斤肉，二十斤米，两百元钱的红包，意思意思，也是党和政府的一片心嘛。市长下午三点到你这里来，所以我先来踩踩点，作点必要的安排，你有什么意见吗？

这么好的事，我还会有什么意见？我和于红霞鸡啄米一般连连点头，没意见没意见，欢迎欢迎！

罗秘书又说，送温暖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安民工程，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各方面都很重视，电视台也要来采访，所以到时还请你配合一下，说几句话。

我兴奋而紧张，你是说，让我上电视？

魏超笑道，让你过把瘾呢！

我有点手足无措，我说、说什么？

罗秘书挥挥手，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嘛，对着镜头要自然一点。你就说，感谢市长的关心，有政府的支持，一定会克服暂时的困难，创造美好的明天。话不要多，言简意赅，几句就行。

我赶紧把罗秘书交待的话默念了一遍。

罗秘书又瞟瞟我身上，说衣服不能穿得太差，当然也不要穿得太好，整洁一点就行。

于红霞在一旁迭声说，有、有，有整洁衣服。

罗秘书点头表示满意，好，就这样，下午就看你的了。我们还有事，就不坐了，你们作准备吧。他领头往巷子外走，魏超紧随其后。

于红霞很不安，说，你们嘴巴都没有打湿呢。

魏超回头说，嫂子下次吧。

我一直把他们送到大街上。回家一看，于红霞正翻箱倒柜，为我找上电视穿的衣服。我就坐在一旁抓紧时间背诵那几句台词。上电视那么多人看，当然是一种表演，我怕到时忘了该说的话，出了洋相不得了。于红霞抓起一件半新的夹克抖动抖动，让我穿上，然后退两步仔细端详。她的目光闪了闪，忽然就黯淡下来，说朝阳，你上了电视，是不是全市都看得见？

我说，那当然。

于红霞说，那我爸也看得见？

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以我这种身份上电视并不光彩，在她爸面前，我们丢不起这个脸。虽然早就断绝了来往，但我经常感到，岳父那双憎恨的眼睛还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唉，人呐，有时就活在一张脸上，我们不能只顾肚皮不顾脸皮。当然，政府送来的温暖很诱人，放弃了十分可惜，心有不甘，也辜负了政府的一片爱民之心，可是我能让我岳父看见我把他女儿带进了这种困境吗？

我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自尊心慢慢地就占了上风，于是毅然决然地脱下了夹克。于红霞从我脱衣的动作得知了我的决定，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我们默默地收拾起各自的行当，出了门。

离开家门前，我写了一张字条，用图钉摁在门上。我在字条上说：对不起政府，孩子外婆突然生病，我们下乡去了。自已读了一遍，觉得不对头，一是不该对政府撒谎，二是这个谎也撒得太不像了，孩子出生就没有见过外婆。我赶紧又把字条撕了。

我请于红霞坐在三轮车上，像往常一样，把她送到立交桥下，才去家电大厦。下午天气不错，日头隐隐，小风轻吹，灰尘四外飞舞，估计她擦皮鞋的生意也会不错。我在家电大厦门外排了一下午的队，也没轮到送一次货。我没在乎，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方面。我心神不定，老想着市长有没有去我家，去了看到我家门上那把生了锈的锁会怎么想。我觉得很对不起政府，也对不起我的两位老同学。

夜里看电视，我见到隔壁阿毛在屏幕上跟市长握手，从市长手里接过红包、大米和肉，还冲着我笑得一脸稀烂。老实说我心里很不平衡，那些温暖本来是政府送给我的呀！由此我对岳父恨得牙疼，若不是因为他，我何至于把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拱手让给别人，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因为心里不平衡，夜里就睡不着觉，煎饼一样翻来覆去，朦朦胧胧中见到了童卫红。童卫红说，吴朝阳，事情过去了，就不要斤斤计较了，你并没有做错。钱没了，可以去挣，脸面丢了，可是挣也挣不回来的。我是不能活了，我要活的话，也要活得有尊严,要不不如不活。她说得很严肃，也很有尊严的样子。我心里就平静下来了。我说谢谢你卫红，我可以睡个好觉了。我一边说一边沉入了梦乡。

我终于碰到了过不去的坎。

我相信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只是没料到自已的这一道坎来得这么快。

我不是说我的病。我才不在乎什么病不病的，又不怎么疼。我懒得吃药，说我都懒得跟于红霞说。她又不是医生。反正她的病也没有跟我说清楚过，我们是待遇对等。我可能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程度，但我晓得我好不了，既然好不了，还想它干什么？随它去吧。

我也不是说三轮车被没收的事。这事只能怪我自已。这天在去家电大厦途中，我贪小便宜顺便搭了一个客，说好收他两块钱的车费。可这两块钱还没有赚到手，就被七八个穿制服的同志拦住了。如今穿制服的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城管大队的还是工商所的。他们粗暴地拉下我的顾客，跟我说话时眼睛瞪得溜圆，而且他们都有一根又瘦又尖的长指头。他们指着我，说我违反了有关规定，影响了市容市貌，而且还是无照经营。他们抓起我那辆朝夕相处的三轮车，就往他们那台双排座小货车上扔。

我就这么一件心爱之物，当然舍不得，就抓住它，央求说，同志我是初犯，请你们原谅行不行？

他们说不行，没罚款就已经是宽大处理了。

我还是不愿意松手，说我是靠它讨吃的呢！

他们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就是不允许用它讨吃，破三轮车蚂蚁一样满街爬，我们怎么创建文明卫生城市？你再不松手，就要以妨碍公务论处了！

我松手松得慢了一些，他们其中一个就推了我一把。我毫无防备，一屁股跌坐在地。可能我的样子比较狼狈一点，他们都忍不住笑了。我也没有想到，我这么大个子的人，居然这么不经一推。我爬起来，拍拍屁股，还好，哪里也没有伤到，只是沾了些灰，屋里有一把洗衣的好手，没什么关系。双排座立即开动了，我的三轮车在上面摇晃得咯吱作响，好像跟我说什么告别的话。我眼角有点湿，毕竟相处了这么多年，还是有感情的。我却没什么好说的，我这是咎由自取。

搭我车的客人一直在旁边看着，这时一个劲地向我道歉，说对不起，连累你把车都没收了。说着就掏出两块钱来。我说没把你送到我怎好收你的车费呢？我执意不要，他却将钱塞到我口袋里，又说声对不起，赶紧转身走了。虽然只是两块钱，我也得到了一点点安慰，心情就开始好转。这没什么，我和巷子口上修单车的老陆关系不错，他那里经常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单车出售，有时也有三轮车，价格非常便宜。我先赊销一辆，赚了钱再还他，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么一想，情绪就跟国家的经济形势一样好起来了。

世事真是难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那位顾客给我的两块钱，把我带到了这道过不去的坎跟前。因为要考虑如何向于红霞作交待，我在街上游**了半天。后来我想，不如用这两块钱买点小菜回去，作一点小小铺垫，可能有利于她接受三轮车被没收这个事实。于是从不买菜的我就绕到菜场去了。

就在去菜场途中，发生了一件我自已都将信将疑的事。我恍恍惚惚地听到童卫红在耳边说话。她说朝阳，你要么别到菜场去，要么你就快点去。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童卫红说就这个意思，你这么聪明的人还听不出来？你自已作决定吧。我影影绰绰地看见她白色的影子一晃，就不见了。

于是我自已作了决定，拔腿就向菜场跑。很快，我远远地看见，肉食摊那儿围着一堆人。我冲过去，扒开两个肩膀，只见一个光头屠户左手抓着一块肉，右手抓着一个小孩的衣领，骂骂咧咧：小小年纪不学好，敢偷老子的肉！跪下，给老子赔罪！叫你爹老子来领人！屠户手往下一按，小孩就双膝一屈跪在地上了。我偏过头仔细一打量，那小孩是我儿子小康！

嗡地一声，我的脑袋就像充气的气球一样胀大了。全身犹如泼了一盆凉水，冰冷如铁。小康跪在流淌着污渍的地上，埋着头，面颊通红，身子筛糠一般颤抖不已。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我奋力挤过去，嘶喊道，小康，你给我站起来！

小康抬头一见我，眼泪刷地下来了，哭叫着：爸爸，我没有偷，我是从地上捡的！

光头屠户叫道，好呀，你还犟嘴，菜市场上的东西有捡的么？你爹来了，让你爹赔。喂，你这个爹是怎么当的，怎么让孩子多长了一只手？看到没有，菜场的规矩，偷一罚十！

屠户指着旁边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我横他一眼，没有做声。实际上我的喉咙像被谁掐住，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我气得浑身乱抖，抓住小康一只胳膊往上一提，就将他拎到了人圈外。屠户过来抓我的手，被我一把甩开了。我拖着小康快速逃离现场，屠户的叫骂和围观者的议论就如一群野蜂子，在我身后紧追不舍。

我抓着小康一路小跑，回到家里才松开他。一进门我就给了他一巴掌。我实在是气急败坏了。小康倒在地上，呜呜地哭，爸爸，我真的没偷，真的是捡的！我咬着牙，噙住两眼热辣，又把巴掌举了起来：你、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这次我的巴掌没能扇下来，它滞留在空中。因为于红霞闪了过来，瞪着我一声嘶吼：你除了打孩子，还有其他本事吗？

于红霞从来没跟我吵过嘴，说过一句重话，可现在，她这句话就像一枚针刺进了我心里。我不敢接触老婆的目光，也不敢看孩子脸上横流的泪水。我慢慢地蹲到地上。我一个牛高马大的男人，怎么活成这步田地？我双手捂住自已的面孔。我有些恐惧指缝外面的世界，于是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阵，光头屠户提着一挂鲜肉上门来了。他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吴师傅，是我错怪了孩子，我不晓得你们夫妻俩都下岗了，日子这么苦。这点肉，是我送给你们的。他把肉挂在门后的铁钉上。

我说，请你出去。

他说，我道歉还不行吗？

我说，不行。

我取下那一挂嗟来之食，用力扔到门外。光头屠户只好捡起那肉怏怏地走了。我恨死了光头屠户，他欺侮我儿子也就罢了，居然还送来这挂肉，这不是抽我耳光么？一口气堵在胸口，怎么也吐不出来。我想这道坎只怕真的过不去了。我于是进到里屋，关上门，倒了杯温开水，找出那包买了很久没用的老鼠药。

我展开了那个小小纸包。我只要把它吞下去，就可以像童卫红一样自由出入别人的梦了。我把纸包举了起来，往嘴里倒的当口，却犹豫不定了。我往地上一躺，我是啥事没有了，可我那硬挺挺的样子吓着老婆孩子了怎么办？我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我是个男人，我可不想死了还让人指背。我一犹豫，眼前就一片朦胧，童卫红隐隐约约的浮现出来。童卫红说，朝阳，我没想到你这么胆小。我说，我胆小什么呀，老鼠药我都拿到手里了，只要一口吞下去我就到你那里来了。童卫红说，你这就是胆小嘛！你既然死都不怕，还怕活么？我一时竟无言以对。老实说，我是愣住了，我根本没料到死去多年的童卫红会说出如此精辟的道理，跟领袖语录似的。我的脑子就像一盏将熄的油灯，被人拨了一下，突然亮了起来。我就像迷途的红军看到了北斗星一样，激动地要去握童卫红的手，却只握到了冰冷的空气——她已悄然消失了。

这时门被于红霞拍得砰砰响：朝阳，朝阳！小康不见了！小康不见了！

我赶紧藏起老鼠药，打开门往巷子里跑。但跑了几十步我就不跑了。我识破了于红霞的阴谋诡计：她不过是诓我出门，转移我的注意力而已。同床共枕十几年，她那点小心眼还瞒得了我？这婆娘，也不怕急死我累死我。

我板着脸打道回府。回家一看，果然，儿子在堂屋里跪着呢。我本想骂他几句，出一口恶气，不知怎的嘴一张，口气就软了下来。我说儿子你起来吧，莫把裤子跪破了，我没钱给你买。小康就乖乖地起来，帮妈妈做饭去了。

天黑了，一家人围着桌子默默地吃我们的粗茶淡饭。为了佐餐，我把那台与我们相依为命的黑白电视机打开。漂亮的播音员忽然告诉我们，市里的一个副书记，就是那个校庆时捐了三万六千块钱的我的校友，因为受贿被逮捕了，我市的反腐败斗争因此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消息立时令我们家的气氛轻松起来了。于红霞不失时机地长吁一口气，感慨万千地说，还是我们平头百姓好呵，生活再差，也比坐牢强！在这一点上，我与老婆取得了共识。我说，那当然，流自已的汗，吃自已的饭，心里踏实！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全家人的情绪都因此而好转。电视台可能不知道，这样的消息其实是一堂生动的政治思想课，挺能教育人的，以后应该多播。夜里，我破例地让儿子上了我们的大床。我一手搂着妻子，一手搂着儿子，睡得特别的香。原本以为过不去的坎，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过去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现在我不踩三轮车了。我也是市民一分子，有责任支持市里的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踩着三轮车转来转去，确实有碍市容，也影响交通秩序。我只花了25元钱就买了一辆旧单车。我在龙头上挂了块小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上门修理热水器、洗衣机、煤气灶等等。这正是我这钳工的本行。下岗彷徨了这么多年，我总算找到了自已的位置。生意总是有，身体也还过得去，这就不错了。我每天骑着单车穿行于大街小巷，如果这天老婆预报了餐桌上有红烧肉出现——只可惜，这种事的概率还是很小很小——我就会吹上一路的口哨。我只会吹老歌，当然是吹那首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

更令人愉快的是，我发现用不着去死，我也能自由出入别人的梦，说自已想说的话，做自已想做的事。那天我一打盹，就以神的面貌到了于科长也就是我岳父的梦中。我非常严肃地说，于科长你知罪吗？于科长摇头道，不知我何罪之有，还请神明指点。我说，你抛弃了亲生骨肉，如不及早良心发现，以后会下十八层地狱！于科长吓得战战兢兢，忙说他一定改过。果然于科长第二天就把电话打到了隔壁阿毛家，向女儿发出了回家的邀请。为了这个电话，于红霞幸福得哭了整整半天。更没料到的是，半天之后到了岳父家，我也没出息地哭了。我一把抓住老岳父的手，眼里的泪珠就像小虫子似的往外钻，怎么忍也忍不住。我羞愧难当地埋下头，哽哽咽咽地说，对不起，对不起爸……而昔日的于科长忽然变得宽宏大量了，领导风度不减地轻轻拍着我的手背说，不怪你，不怪你呵！

于红霞终于与父亲重归于好，去掉了我一大心病。我承认这事与老岳父已身患绝症不无关系，但很显然，我如果不到于科长梦中去，他是不会屈尊来电话的。所以我如今比较热衷访问别人的梦境。我还准备往罗秘书梦中走一趟。我将邀童卫红同行，让她当我的女秘书。在罗秘书的梦里我将是一名腰缠万贯的台商，我会提出向市一中捐款建它一个朝阳科技馆。如果罗秘书代表市政府提名我当政协委员，我就说在商言商，政治的事就让别人去协商吧，我就干点实业算了。我的那股洒脱劲相信任何人都会刮目相看。

总之，我很乐意到别人梦里去，如果你是我的熟人，说不定某个你没有在意的时刻，一不小心，我就在你梦里了呢！

2001年6月1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