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
县委办公室的朱秘书，正伏在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为县委书记起草关于“秋收秋种工作会议”的讲话。
“叮铃”一阵急促地电话铃声使朱秘书本能的抬起头，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眉头不由得一拧，瘦长的脸上立时现出了那种担忧的表情，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眼睛从稿纸上移开，走向电话机。
这几年，朱秘书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电话都不少。一般来电话他都主动去接，即使是别人接的，他也是提着耳朵听，是不是找他的。找他的电话除了公事外，不是老婆，便是孩子，而且每次电话都让他纠心得要命。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在农村，实在是忙得要命，尽管他每个星期天都回去帮她料理一些事情，还是不断地有电话打来。最近，因为县里连续几个重要会议，朱秘书有好几个星期没回家了，不知道家里又怎么样了，特别不放心的是女人的身体
“喂，那里嗯，我是的，啊！你妈病了？山子找医生了吗打了两针一天没吃了我就回来”打电话的是朱秘书的大孩子——山子。
朱秘书知道，女人太累了，老病又犯了。他阴沉着脸，脚步匆匆地走回到办公桌边，抓起那沓稿纸就往抽屉里塞，可是主任的话又在耳边：“老朱，张书记明天就要，你要快点，最迟今天晚上就要拿出来。”手里的稿纸又放回到桌子上了。
朱秘书对待工作历来是认真负责的，只要领导布置了，一定会按时完成。他的为人同样很好，在机关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少有人说他个“不”字。
朱秘书又坐到椅子上了，紧锁眉头，一页一页地写着，中午吃饭了，他没有起身，还在写着，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算写完了，然后交给一个办事员，要他代为抄一下。自己则向主任请个假，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一路上心急得象火烧似的，中午没吃饭都忘记了。也顾不得多想什么，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到家。
三十几里路，不上四十分钟，便到了，内衣早已汗湿透了。一进家门，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好难过哟，眼里几乎要涌出泪来。门口的场地上遍地都是晒着的稻草，中间是一滩还没有“扬过”的夹杂着草沫的稻子。南边那个大粪堆和旁边的牛粪全被牲畜踏开，草呀粪呀还有那粪坑里的水上飘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东边水塘边的草丛中都是稻草，鸡呀鸭呀，都在那里觅食、追逐，一片狼藉。抬起头，天空乌云密布，那雨好象就在半空中打旋。
“啊哟，孩子们，真不懂事，妈妈病了，你们就不能出来照应一下？”朱秘书急了，便走到屋里，支好自行车。孩子们听到声音，一起向他围来，就像见到救星似的。朱秘书没有说话，直奔里屋，孩子们尾随其后。屋子里光线很暗，只见女人躺在床上，头发蓬乱，面孔通红，眼睛紧闭，嘴却张着，象风箱一样地喘着粗气。他叫了一声，女人睁开眼睛，那眼珠子都是红的，没有说话，又闭上了，两颗泪珠却从眼角钻了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一直落到枕巾上。朱秘书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火一样的烫，说：“喝水吗？”女人还是没有回答，只是动弹了一下嘴唇。朱秘书抬起头，看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六，最小的只有八岁，都站在他的周围，眼睛看着他，看着他们的母亲。朱秘书顿时感到一阵凄凉，鼻子不由得发起酸来，眼里流下了热泪，但他立即就拭去了，没有让孩子们看见。便到厨房里拧了个冷毛巾盖在女人的额上。然后，示意孩子们出来，随手关上房门，这才说：“二子，你淘米煮粥；山子，三子跟我把稻草收起来；四子你待小五去玩，不要跑远啊！”朱秘书带着两个孩子把稻子“扬了”收到家里；把散在遍地的稻草收起来堆好，又把场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粪堆、牛粪都垒了起来，又把扫来的那些不能烧锅的粹草沫子倒到粪坑里沤好。这样一切就绪，已是九点多钟了。
夜深了。不知是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还是孩子们香甜的酣睡声，或者是妻子低沉的呻吟声，使得朱秘书睡不着，他的眼睛一直睁着，可眼前只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心里仿佛有着数不清的事在翻腾着。女人迷迷糊糊地睡着，连粥也没吃，到现在也没和他说上一句话。这时，她却用脚在朱秘书的身上蹭了一下，小声的说：“我想喝水。”朱秘书翻身起床，点着了煤油灯，见她脸上的红晕已退了不少，用手摸摸额头，烧也退了，人清醒了。
农村忙时，没有时间生炉子，也就没有现成的开水。朱秘书现到厨房烧了点开水，又晃凉了，端着让女人喝下，并又服侍她服下两片药。女人喘了几口气，看着丈夫好一会，才哑着嗓子，慢慢地说：“户口什么时候能办好呀？再这样下去，你看”
朱秘书听着她的话，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说：“今年这一批大概差不多吧。”
女人没有作声。朱秘书看着女人那憔悴的面容，心里是一阵阵地难过。他记得，他俩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于今相比，简直成什么了！
十七、八年了吧，自己才当上个小乡干。她呢，身材多苗条哟，脸皮白白的，是远近闻名的美人。母亲托媒跑了多少趟，才成了他的女人。后来他到县里工作，她也随着进了县城，在一家小厂上班。一九六三年，要干部家属下放。说实在的，当时她不愿意呀，可他觉得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吗，硬是劝她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原籍落户。
到了农村，就是农民了。可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既要参加劳动，又要操持家务。几年下来，原本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娘子，变得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婆了。而且还落下一身的病，一九七一年，就是从死路上爬过来的。春节前的几天，家家户户都在忙过年，她也要忙呀。可是因为平时只顾着干活，有点小病就在身上养着，拖久了，小病便成了大病。年三十，她已经很是吃力了，还不说一声，农村讲穷吉利，过年不说病儿灾儿什么的。年初一，早晨硬是撑着起来和一家人开大门，可是到了下午实在支撑不住了，躺下就昏迷了。只得送到县医院，医生说不可救了，还是多亏了有几个熟人，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行抢救，还算她命大，又从死神那回来了！可是，后遗症是永远的留下了，不能做体力活，不能太辛苦。然而，生活在农村，孩子又还太小，不劳动怎么活。朱秘书每个月就几十块钱的工资，怎么能养活这一大家子！
一九七四年，终于有个政策，凡是从前下放在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其另一方是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按一定比例转成商品粮户口。当时县委机关属于这类情况的不少，但要按比例，还要是失去劳动能力，怎么认定？朱秘书按照要求填上申请表，到原籍的生产队，大队，公社，区上，一级一个章的盖。再到医院调取病历档案，最后报到县公安局，现在都几年了，没办下来。
朱秘书到公安局去问过，为什么这么慢呢？公安局的回答很干脆：名额有限，下一次吧。呵呵，他明白了，第一批给他们办公室两个指标，可要上来的有五家，就只能给最要紧的了。第二批呢，主任说尽量考虑他。可是到了呢，朱秘书跑到公安局找局长，局长两手一摊，说“秘书呀，难哩，我何不想尽快解决你家的问题！可是你知道呀，全县总共就几个指标，符合条件有那么多，你说我怎么办？朱秘书，姿态高一点，还是下一次吧！”就这样，又黄了。
女人说他：没有用，不会搞，太老实了！
朱秘书无言以对，反正要按政策吗。
一说到“政策”女人就气不打一处来：“政策，政策，只有你按政策，黄郢的大徐才结婚，年纪轻轻的，有什么病？公社张主任家刘大姐还不是下放的，怎么都办成了。他们都是按哪家的政策？”
朱秘书还真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按说他在县委机关工作，这不应该是大事呀，可他真的没有考虑过那么多，也难怪女人有意见了。
“再给我水喝。”女人沙哑的声音打断了朱秘书的思索。女人喝了两口水，又说：“你怎么还不睡呀，累了一晚上了。快睡吧，天快亮了。”
朱秘书息了煤油灯，躺下了，说：“县里正在开会，我天一亮就得回去，叫二子跟我去，给你买些药回来。等会一散，我就到公安局去问问，看这一批是怎么定的。”
女人只叹了口气，没有作声。
县里的会一直开了一个星期，办公室的人们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白天要参加会议，晚上要整理会议记录，形成材料，第二天散发。朱秘书算是最忙的了，一直到最后一天还要给张书记起草会议的总结报告。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朱秘书就到公安局去问户口的事。他一进办公室，局长就起身相迎，客气的让坐，还没等朱秘书开口，对方到先说话了：“唉，朱秘书呀，实在是没办法呀，你的问题今年又没能解决。”
朱秘书一听就来了气，：“又是为了什么？”
“这一次的名额太少，整个县直机关就五个，考虑到你们办公室的对象多，就给了你们一个，但你们张副主任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虽然老婆不像你们家嫂子多病，可也是不能劳动的人呀，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唉，我们也是没办法呀，只好朱秘书，我看你还是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们局里负责，一定给你办妥！”
平生以来都没有和同志及任何一位领导发过火，顶过牛的朱秘书，今天再也忍不住了：“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下一次，你们到底按不按政策，你们”正要再往下说，他发现办公室里还有不少人，看样子不是公安局的，他觉得自己大小还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不能在这些人面前丢了脸面，便不说了，只是呼呼地喘着粗气。
局长听了他这一“炮”好像没发生过似的，似乎对于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声音，听熟了，看惯了。他还微笑着，一个劲的安慰道：“朱秘书，朱秘书，你不用气，不用气。下一次，下一次一定解决，下一次”
朱秘书气得三步并作两步，走出局长办公室，走出公安局。
他只觉得头疼得像是要烂了，眼前都迷湖了。迎面吹来的一缕一缕弥漫着菊花香味的秋风，让他清醒了一些，疼也减轻了一些，也冷静了许多。他的心里重复着局长的话：下一次，下一次
可总也不能明白这“下一次”与终极目标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只得原路向他的办公室，向县委走去。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稿
二o一二年六月整理 展开全部内容
“叮铃”一阵急促地电话铃声使朱秘书本能的抬起头，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眉头不由得一拧，瘦长的脸上立时现出了那种担忧的表情，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眼睛从稿纸上移开，走向电话机。
这几年，朱秘书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电话都不少。一般来电话他都主动去接，即使是别人接的，他也是提着耳朵听，是不是找他的。找他的电话除了公事外，不是老婆，便是孩子，而且每次电话都让他纠心得要命。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在农村，实在是忙得要命，尽管他每个星期天都回去帮她料理一些事情，还是不断地有电话打来。最近，因为县里连续几个重要会议，朱秘书有好几个星期没回家了，不知道家里又怎么样了，特别不放心的是女人的身体
“喂，那里嗯，我是的，啊！你妈病了？山子找医生了吗打了两针一天没吃了我就回来”打电话的是朱秘书的大孩子——山子。
朱秘书知道，女人太累了，老病又犯了。他阴沉着脸，脚步匆匆地走回到办公桌边，抓起那沓稿纸就往抽屉里塞，可是主任的话又在耳边：“老朱，张书记明天就要，你要快点，最迟今天晚上就要拿出来。”手里的稿纸又放回到桌子上了。
朱秘书对待工作历来是认真负责的，只要领导布置了，一定会按时完成。他的为人同样很好，在机关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少有人说他个“不”字。
朱秘书又坐到椅子上了，紧锁眉头，一页一页地写着，中午吃饭了，他没有起身，还在写着，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算写完了，然后交给一个办事员，要他代为抄一下。自己则向主任请个假，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一路上心急得象火烧似的，中午没吃饭都忘记了。也顾不得多想什么，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到家。
三十几里路，不上四十分钟，便到了，内衣早已汗湿透了。一进家门，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好难过哟，眼里几乎要涌出泪来。门口的场地上遍地都是晒着的稻草，中间是一滩还没有“扬过”的夹杂着草沫的稻子。南边那个大粪堆和旁边的牛粪全被牲畜踏开，草呀粪呀还有那粪坑里的水上飘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东边水塘边的草丛中都是稻草，鸡呀鸭呀，都在那里觅食、追逐，一片狼藉。抬起头，天空乌云密布，那雨好象就在半空中打旋。
“啊哟，孩子们，真不懂事，妈妈病了，你们就不能出来照应一下？”朱秘书急了，便走到屋里，支好自行车。孩子们听到声音，一起向他围来，就像见到救星似的。朱秘书没有说话，直奔里屋，孩子们尾随其后。屋子里光线很暗，只见女人躺在床上，头发蓬乱，面孔通红，眼睛紧闭，嘴却张着，象风箱一样地喘着粗气。他叫了一声，女人睁开眼睛，那眼珠子都是红的，没有说话，又闭上了，两颗泪珠却从眼角钻了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一直落到枕巾上。朱秘书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火一样的烫，说：“喝水吗？”女人还是没有回答，只是动弹了一下嘴唇。朱秘书抬起头，看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六，最小的只有八岁，都站在他的周围，眼睛看着他，看着他们的母亲。朱秘书顿时感到一阵凄凉，鼻子不由得发起酸来，眼里流下了热泪，但他立即就拭去了，没有让孩子们看见。便到厨房里拧了个冷毛巾盖在女人的额上。然后，示意孩子们出来，随手关上房门，这才说：“二子，你淘米煮粥；山子，三子跟我把稻草收起来；四子你待小五去玩，不要跑远啊！”朱秘书带着两个孩子把稻子“扬了”收到家里；把散在遍地的稻草收起来堆好，又把场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粪堆、牛粪都垒了起来，又把扫来的那些不能烧锅的粹草沫子倒到粪坑里沤好。这样一切就绪，已是九点多钟了。
夜深了。不知是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还是孩子们香甜的酣睡声，或者是妻子低沉的呻吟声，使得朱秘书睡不着，他的眼睛一直睁着，可眼前只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心里仿佛有着数不清的事在翻腾着。女人迷迷糊糊地睡着，连粥也没吃，到现在也没和他说上一句话。这时，她却用脚在朱秘书的身上蹭了一下，小声的说：“我想喝水。”朱秘书翻身起床，点着了煤油灯，见她脸上的红晕已退了不少，用手摸摸额头，烧也退了，人清醒了。
农村忙时，没有时间生炉子，也就没有现成的开水。朱秘书现到厨房烧了点开水，又晃凉了，端着让女人喝下，并又服侍她服下两片药。女人喘了几口气，看着丈夫好一会，才哑着嗓子，慢慢地说：“户口什么时候能办好呀？再这样下去，你看”
朱秘书听着她的话，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说：“今年这一批大概差不多吧。”
女人没有作声。朱秘书看着女人那憔悴的面容，心里是一阵阵地难过。他记得，他俩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于今相比，简直成什么了！
十七、八年了吧，自己才当上个小乡干。她呢，身材多苗条哟，脸皮白白的，是远近闻名的美人。母亲托媒跑了多少趟，才成了他的女人。后来他到县里工作，她也随着进了县城，在一家小厂上班。一九六三年，要干部家属下放。说实在的，当时她不愿意呀，可他觉得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吗，硬是劝她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原籍落户。
到了农村，就是农民了。可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既要参加劳动，又要操持家务。几年下来，原本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娘子，变得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婆了。而且还落下一身的病，一九七一年，就是从死路上爬过来的。春节前的几天，家家户户都在忙过年，她也要忙呀。可是因为平时只顾着干活，有点小病就在身上养着，拖久了，小病便成了大病。年三十，她已经很是吃力了，还不说一声，农村讲穷吉利，过年不说病儿灾儿什么的。年初一，早晨硬是撑着起来和一家人开大门，可是到了下午实在支撑不住了，躺下就昏迷了。只得送到县医院，医生说不可救了，还是多亏了有几个熟人，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行抢救，还算她命大，又从死神那回来了！可是，后遗症是永远的留下了，不能做体力活，不能太辛苦。然而，生活在农村，孩子又还太小，不劳动怎么活。朱秘书每个月就几十块钱的工资，怎么能养活这一大家子！
一九七四年，终于有个政策，凡是从前下放在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其另一方是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按一定比例转成商品粮户口。当时县委机关属于这类情况的不少，但要按比例，还要是失去劳动能力，怎么认定？朱秘书按照要求填上申请表，到原籍的生产队，大队，公社，区上，一级一个章的盖。再到医院调取病历档案，最后报到县公安局，现在都几年了，没办下来。
朱秘书到公安局去问过，为什么这么慢呢？公安局的回答很干脆：名额有限，下一次吧。呵呵，他明白了，第一批给他们办公室两个指标，可要上来的有五家，就只能给最要紧的了。第二批呢，主任说尽量考虑他。可是到了呢，朱秘书跑到公安局找局长，局长两手一摊，说“秘书呀，难哩，我何不想尽快解决你家的问题！可是你知道呀，全县总共就几个指标，符合条件有那么多，你说我怎么办？朱秘书，姿态高一点，还是下一次吧！”就这样，又黄了。
女人说他：没有用，不会搞，太老实了！
朱秘书无言以对，反正要按政策吗。
一说到“政策”女人就气不打一处来：“政策，政策，只有你按政策，黄郢的大徐才结婚，年纪轻轻的，有什么病？公社张主任家刘大姐还不是下放的，怎么都办成了。他们都是按哪家的政策？”
朱秘书还真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按说他在县委机关工作，这不应该是大事呀，可他真的没有考虑过那么多，也难怪女人有意见了。
“再给我水喝。”女人沙哑的声音打断了朱秘书的思索。女人喝了两口水，又说：“你怎么还不睡呀，累了一晚上了。快睡吧，天快亮了。”
朱秘书息了煤油灯，躺下了，说：“县里正在开会，我天一亮就得回去，叫二子跟我去，给你买些药回来。等会一散，我就到公安局去问问，看这一批是怎么定的。”
女人只叹了口气，没有作声。
县里的会一直开了一个星期，办公室的人们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白天要参加会议，晚上要整理会议记录，形成材料，第二天散发。朱秘书算是最忙的了，一直到最后一天还要给张书记起草会议的总结报告。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朱秘书就到公安局去问户口的事。他一进办公室，局长就起身相迎，客气的让坐，还没等朱秘书开口，对方到先说话了：“唉，朱秘书呀，实在是没办法呀，你的问题今年又没能解决。”
朱秘书一听就来了气，：“又是为了什么？”
“这一次的名额太少，整个县直机关就五个，考虑到你们办公室的对象多，就给了你们一个，但你们张副主任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虽然老婆不像你们家嫂子多病，可也是不能劳动的人呀，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唉，我们也是没办法呀，只好朱秘书，我看你还是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们局里负责，一定给你办妥！”
平生以来都没有和同志及任何一位领导发过火，顶过牛的朱秘书，今天再也忍不住了：“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下一次，你们到底按不按政策，你们”正要再往下说，他发现办公室里还有不少人，看样子不是公安局的，他觉得自己大小还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不能在这些人面前丢了脸面，便不说了，只是呼呼地喘着粗气。
局长听了他这一“炮”好像没发生过似的，似乎对于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声音，听熟了，看惯了。他还微笑着，一个劲的安慰道：“朱秘书，朱秘书，你不用气，不用气。下一次，下一次一定解决，下一次”
朱秘书气得三步并作两步，走出局长办公室，走出公安局。
他只觉得头疼得像是要烂了，眼前都迷湖了。迎面吹来的一缕一缕弥漫着菊花香味的秋风，让他清醒了一些，疼也减轻了一些，也冷静了许多。他的心里重复着局长的话：下一次，下一次
可总也不能明白这“下一次”与终极目标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只得原路向他的办公室，向县委走去。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稿
二o一二年六月整理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