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查队的人马上凑过去说：“都是抽的战斗力最强的队伍。特别是岩板坡的同志，表现很不错。”

胡副书记很欣慰：“噢，是吗？哪位是岩板坡带队的？”

我赶紧站起来：“是我。”

胡副书记拍拍我的肩：“嗯，不错不错，值得表扬。督查队的同志要向指挥部好好反映。实际上，我们县的抗洪抢险工作比其他县都作得好，至少也不会差，要说差，差就差在宣传舆论工作没有搞上去。你们回去后，要好好总结，可以写个稿子往市报和县、市电视台寄嘛。”

我点头道：“我们一定照胡书记的指示办。”

胡副书记回头欲走，又转身道：“哎，你们那里不是有个挂职的作家么？”

我一怔，答道：“是呀。”

胡副书记说：“要好好利用他嘛，不要浪费人才资源嘛。”

我不知说什么好。幸而胡副书记并不要求我说什么，兀自转身走了。

回到责任堤上时，苗乡长带着换班的人来了。说洪水回落很快，大部分人都撤回去休息，只须留少量的人守堤。他让我回家多歇息几天，不要急着下乡。我没有推辞。骑上自行车往家里缓缓而行时，我感觉疲惫之极，似乎此生此世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主席台上

乡里在影剧院召开表彰优秀党员和抗洪先进个人暨救灾补损动员大会。我进会场一看，才知乡下开会也已跟城里接轨。主席台的长桌上，规规矩矩地摆着写有出席会议的乡党委领导名字的牌子。而且那牌子居然也是有机玻璃作的。仔细一端详，位置排列也很讲究，与所任职务在党委里的位置相对应，很有章法。记得有一次市文联开个颁奖大会，就为了主席台排座次的事煞费了苦心，结果还是出了纰漏，将一位政协副主席的位子排后了一名，弄得这位副主席大为不快，叫人改正了错误才肯上台。过去了很长时间副主席还耿耿于怀，说你们文联就这么个政策水平呀！以后文联开大会就吸取了教训，专门请市委办的人来排座次。

我和党委的其他人一样，先在台下坐着。待党委办的同志邀请过了，并且余书记已经带了头，才相跟着走上主席台。我坐在余书记左边，中间隔着李书记。往台下一望，一千多党员干部几乎将会场塞满了。许多人向我指指点点，我想他们可能在好奇，哪来的这么一张新鲜面孔。我虽然已跑了很多地方，但不认识我的人还是大多数。此生此世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当我向台下俯瞰过去的时候，一种高人一头的感觉油然而生。心想，难怪别人这么在乎主席台的位置呢。

众人的目光在我脸上浏览，我只好装模作样地翻阅文件。一个女子过来倒开水时，我学着广东礼节，撮起两个指头在桌面上轻轻叩了叩，以示谢意。女子对我笑了笑。她很年轻，长得也清秀小巧，就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我问李书记她是谁，李书记说是乡广播站的梅丽。“陶书记很有审美的眼光呵，小梅还没找对象呢！”李书记凑到我耳边说，又对我有意味地眨眨眼。

我笑笑，没有吱声。

大会开始，我正襟危坐，严肃地望着台下，也许由于过于严肃，自觉面部肌肉有点发僵。第三项议程是由我宣读乡党委关于表彰优秀党员的决定。我知道，余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是以示对我的尊重。宣读之前，我特地用茶水疏通一下嗓门，让稍稍有些发紧的声带松弛下来。麦克风把我的声音放大并且美化了。它抑扬顿挫，浑厚而洪亮，很像是那么回事，我对此简直有点吃惊。我忍不住很有些自我欣赏了，其结果便是声音愈来愈好，几乎可以称作美声读法。遗憾的是文件太短，瘾还没过足，就读完了。难怪许多人热衷于文牍，它确实是可以带来某种快感的。

“到底是市级水平，陶书记念的是字正腔圆，我还以为把赵忠祥请来了呢！”李书记凑到我耳边低声道。

我笑笑，小声道：“我又不能提拔你，拍我的马屁干什么？”

台下的人见我们交头接耳，只怕以为我们在谈工作吧？

散会了，从主席台下来，随着人流步出影剧院时，我感到自已正从某种罕见的状态中退出。人真是一种怪物，为什么一坐上主席台，就感到自已不是自已了呢？

出恭难

出恭难，难在要抵御蚊子的进攻。

厕所在食堂后面，是六十年代的产物。土墙上“斗私批修”的标语清晰可见。白天蚊虫可能要休息，并不多见，尚能对付。天一擦黑，可了不得，人一进门，它们就群起而攻之，嗡嗡地围着你团团转。手随便往屁股上一抹，就抹下几粒粘粘的湿湿的蚊虫尸体来。有一次，一只蚊子居然在我那不好说出口的部位叮出一个包，真是可恨之极。所以每次出恭，都猛憋一口气，速战速决，尽快撤离。后来我只好向别人学了，解小手时见周围没人，就把尿撒在门外阴沟里。

厕所不可能翻修，因为使用它的只有住在平房里的几个没带家属的乡干部，它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

我之所以尽量不在乡政府住宿，出恭难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洗澡也是一难，乡政府没有澡堂。

对联

乡干部会。苗乡长摆乡财政的困难，讲不能按时发工资的苦衷，要大家谅解，并强调欲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只有开源节流。流已节得差不多了，比如招待费就比去年少用了多少多少万，主要是要开源。而这个源是要靠大家一起开的，光靠余书记和他苗乡长四条腿跑是不够的。乡党委已经研究了，谁先跑来了资金，先给谁发工资，并且按百分之三给予奖励。

我和陈一安坐在一角，苗乡长说话时他一直埋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我碰碰他的肘子：“是不是准备发言呀？”他笑笑，把本子给我看。上面有一副刚写的对联：

借新账还老账借账还账账还账

拆东墙补西墙拆墙补墙墙补墙

横披是：忙穷穷忙。

我不解，低声问：“岩板坡不是产值过两亿的先进乡么？”

“虚的，”陈一安说，“光那个修了几年还投不了产的水泥厂，一年的贷款利息就得付几十万。乡干部超编一倍还不止，七八十个乡干部县财政只拨二十来个人的工资。日子怎么过？只好东拉西扯，泥巴萝卜揩一截吃一截。”

散会时，苗乡长拦住我：“陶书记，你是市里的知名人士，应该有不少关系，能不能帮忙贷点或者借点钱来呀？”

我很为难，实话实说：“我这人没什么交际，银行和财政局的人一个都不认得。”

“噢，”苗乡长看我一眼，脸上有一种不满的失望。

尴尬

四男一女，相邀去荷花村检查计划生育情况。租了一台没牌照的旧吉普车。后座只能坐三人，但必须挤进去四人。都尊重市里来的陶书记，要陶书记坐副驾驶座，陶书记以示平等，以示与群众打成一片，硬要谦让，结果，便遇上了尴尬。

最后上车的是妇女主任郁莲香。郁偏偏从我坐的这一侧上车，门一拉，先钻进上半身，说：“陶书记，我只好坐你身上了。”我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她就一屁股坐在我大腿上了！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顿时尴尬之极，脸蓦地烧得滚烫。她倒若无其事，滚圆的臀部沉沉地压在我腿上，还随着车子的颠簸颤抖不已，弄得我动都不敢动一下。这一来，坐在前座的陈一安有话说了：“哎呀，陶书记艳福不浅呢！早知如此，我不该坐前头来的。是不是早策划好了的呀陶书记？”

我窘迫地笑笑，不知说什么好，上身尽量地离郁远一些。

“陶书记是个正经人，哪像你们呀，尽往歪处想，”郁莲香回过头来道，“陶书记，我不太重吧，压得不疼吧？”

我忙说：“不重不重。”

陈一安笑道：“重不要紧，陶书记还希望压重一点呢。只是郁主任你小心一点，莫把陶书记的大腿弄湿了哟！”

“莫痞好不好？！”郁莲香嗔道。

“痞有什么不好？如今呀，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讲痞话大家都高兴！”陈一安摇头晃脑地。

为摆脱尴尬，我赶紧插话：“此话精彩、精彩！”

“陶书记，味道怎么样？”陈一安对我直眨眼。

“味道好极了！”我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一句广告词。

我是不是也有点痞了？

陶书记不再尴尬，再尴尬就矫情了。

没有白条

早上六点半，天刚亮不久，匆匆挤上机械厂接职工的班车，赶往岩板坡。我一般不再在乡下睡，买了月票，天天早出晚归。班车走到离乡政府一里地的地方，再也走不动了：前面的路被农民交粮的手扶拖拉机、小四轮完完全全堵塞了。

我下了车，顺着公路边沿走过去。空气里弥漫着机动车排出的废气，粮站里面车吼人叫，乱作一团。张张被伏天的烈日晒黑的脸焦急地晃动着。忽然想到，县里已经宣布，今年一定要杜绝收粮不给钱而打白条的现象。是不是真没白条了呢？见一个老伯拉着一辆空板车过来，便迎上去，问：“老伯，粮站是不是付的现钱呀？”老伯瞟瞟我，含义不明地摇摇头，很惶惑的样子。我又问：“不是打的白条吧？”老伯不睬我，加快步伐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这时一个红脸大汉闪过来，叫道：“陶书记！”

我不认识他：“您是……？”

“我是鲁中年，丝茅冲的，你到过我们村，那天中午你们喝酒，还是从我屋里买的鸡呢！我还晓得你是个作家。我想请你向上级反映反映情况。”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单据来递给我。

我说：“是不是打白条了？”

他愤愤地说：“你看喽，这跟打白条有什么区别？”

我仔细一看，一张是购粮付款单，另一张是代扣统筹款的收据。

“这统筹款扣得没道理嘛！晚稻刚插下去，要施肥打药，正是要用钱的时候，乡政府这样做，简直是拦路打劫嘛！”鲁中年额头青筋突起，大声大气，招来了好几个交粮的农民。他们也随声附和，忿忿不平。

农民们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能随便表态，以免激发他们的愤怒情绪。

“陶书记，请你帮我们反映到县里去，县里要是不管，那就往省里反映，省里也不管，那就只有找国务院告状了！”

鲁中年情绪越来越激动，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好迹象，我赶紧把单据还给鲁中年，大声说：“请大家放心，我一定向上级反映！”说完，立即从人群中抽身出来。

到了乡政府，去吃早餐，碰上余书记，便把情况跟他说了。余书记埋头吃米粉，嘴里吸得嗤嗤响，边吃边说：“怎么不能扣？不扣，统筹款收得上来？农民就是农民，觉悟没有那么高，要他自觉自愿地交，就像剜他的肉！你别管那么多，那个鲁中年，每年收提留他都要绞筋，是个典型的刁民！”

刁民这个称呼让我暗暗吃惊。在我的印象中，刁民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专门用来称呼那些敢干反抗他们的穷苦百姓的，是个已经被时代淘汰了的词。

“如今干群关系比较紧张，有些害群之马唯恐天下不乱，稳定工作很难做。陶书记，希望你发挥自已的特长，多做正面工作，助我一臂之力啊！”余书记用筷子嗑嗑碗边，以一种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的语气说道。

我当然明了余的含蓄表达，我说了声我尽力而为吧，就离开了他。

我心里很闷。

跑到好望角食品店，准备跟人下村。陈一安也在店里坐着，我便把早晨遇见的事向他说了。下乡以来，我和陈一安的交往最多，也最谈得来。

陈一安听我说完，笑道：“陶书记是不是打算为民请命呵？”

我反问：“你看呢？”

陈一安说：“我看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因为不会有结果。”

“为什么？”

“因为这事不典型。它太普遍了，全县有几个乡镇不要粮站代扣统筹款的？几乎没有。虽然我也同情农民，但我也赞同扣款，不扣款，我的工资奖金就拿不到，我也是人，我也要靠这几个钱过日子。”

“所以你们就无所顾忌地欺负老百姓！”我说。

“嘿，随你怎么说，我要欺负，还没这个资格呢。”陈一安瞧瞧我，说，“陶书记到底是个文人，到哪里都忘不了忧国忧民。这样看来，你还是秉笔上书好。”

我说：“这又为什么？”

陈一安说：“好对你作家的良心有个交待呀！”

“去你的。”我在他肩上擂了一拳。他的话戳到了我的疼处。

我找人打听了一下，周围的几个乡镇果然也在收粮时代扣统筹款。我没有向上反映。因为确实不会有结果。太普遍了。一滴雨落进河里顶多溅起一个水泡，甚至水泡也不会有。况且我还得顾及余书记以及广大乡干部的态度。我的职还得在这里挂下去。入乡还得随俗。

早稻入库速度很快，仅十天时间全部完成。岩板坡抢了个头彩，全县第一名，受到了县委的表彰。那日杨会计叫我领钱。我问什么钱，他说早稻收购完成得好，老板指示每人发五百元奖金。我说我不领。我说早就说好了的，我的工资奖金都在原单位拿，不增加乡政府一分钱的负担。我扭头就走了。

过了两天又被杨会计拦住。杨会计说，陶书记你不领走这笔钱我不好做账呢，只有你没领了。钱又不咬手陶书记你就领了它吧。我说讲了不领的，你还要我领什么？我也爱钱，可是不在乡里拿一分钱这是已经说好了的呀。你要我怎么好意思拿？我又扭头走了。

下午杨会计再次拦住我。陶书记你不领我没办法交差。余老板交待又交待，不能少你一分。我已经替你签字了，钱你就收下吧。杨会计不由分说把五百元钱塞进我的口袋。我不知哪来的气，一把掏出来，固执地塞回杨会计手中。我说，乡里不是马上要建立助教奖励基金么？就当我的捐款好了。我再次扭头就走。走之前端详了一下杨会计的脸，他愣愣地看着我，神情十分古怪。

某天夜里，我从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经有关部门检查，我所挂职的这个县，在整个收粮期间没有向农民打一张白条。

确实没有白条。没有。

最漂亮的小洋楼

全乡十六个行政村，我已跑了十二个。

每个村都有数幢两到三层的小洋楼。小洋楼是新建的红砖楼的昵称。可见不少农民的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不过，你瞅准村里最漂亮的小洋楼，问是谁家的，回答十有八九是村支书的。

有统计为证：我跑过的十二个村中，有八个村最漂亮的小洋楼是村支书或前任支书建的。另有两个村，支书和村长的楼房漂亮程度难分伯仲，所以没计在内。剩下的两个村是苏家铺和荷花村，苏家铺最好的小洋楼属于一个养鳖专业户（苏支书是最好的支书，似乎也由此得到一条证明，虽然他好赌），而在荷花村，则属于一家台属——那也是全乡最漂亮最气派最威武的别墅式洋楼，院子里半人高的狼狗就喂了两条。

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

教师节

岩板坡的教师节比城里更像教师节。

两座村小学校舍的落成典礼与乡助教奖励基金会的成立大会，都将在教师节这天举行。乡干部和各单位将在大会现场向助教奖励基金捐款。内部规定的捐款额为：党委书记与乡长800元，副书记500元，其他干部200元至300元。一些干部嘀嘀咕咕，私下说这是老板的政绩工程。余老板（我也认同了这个如今很流行的称呼）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及时许了愿，乡干部的捐款以后将以某种方式返还，主要是起个表率作用，造成全民办教育的良好气氛。干部们的心这才平静了些。

教师节的宣传报道工作交给我来抓。余老板说这些年岩板坡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很大，但因宣传工作没到位，钱好像是扔到了水里，在县里泡泡都没鼓一个。他希望我能鼓出几个泡泡来。我当然要尽心尽力，不然就被人看瘪了。我与县电视台约好，请他们的记者来采访，并负责交市电视台播出。我还打算写篇扎实的通讯，找找市报的朋友，争取上头版，把岩板坡抓教育的事好好宣扬一下。

这日我去找乡联校罗校长了解情况，路过好望角，被周书记叫住，说邀我一起去玉皇村。我说我有事，要去采访罗校长呢。周书记鼻子里一哼：“这个罗某人，不是个好东西！”我心里吃了一惊。周书记平时温文尔雅，为人严谨，从不在人前乱议论的。事出肯定有因，我忙坐到她身边，问：“是不是有反映？”周书记说：“岂止是有反映，干部群众意见大得很，我那里检举信都有好多封。”我问：“调查没有？”周书记说：“许多事情是明摆的，不需要调查。再说，调查不调查，还得听老板的。”

话题有些敏感，我和周书记都沉默下来。

过了一阵，周书记说：“问题都是经济方面的，这年头，除了经济问题就没什么问题了……当然，这几年抓教育确实抓出了成绩，乡中学建起了新教室，盖起了实验楼，电脑都购置了几十台，可是教学水平并没有提高。再说，他乡联校的宿舍比校舍豪华得多！四室两厅一套，一百四十多平米，光装修就花了四五万！钱哪来的？”

我心里又吃了一惊，因为我的行政级别是科级，又有副高职称，我的住房也才五十三平米。

“我可以说，这几年乡联校是掉在钱眼里了！一年到头只知道找乡政府要钱，找学生要钱，找农民要钱！不给就是不重视教育。他们几个人，福利费发起来几百几千，从不知足。把学校也带坏了，收早稻，就要每个学生交五十斤稻谷；收了油茶籽，又要学生交五十斤油茶籽，而且规定要学生自已扛到学校去，不许家长送，也不许用车运。”

我不解：“这又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收现金！学生扛不起的，可以交现金。路又远，学生谁扛得起？亏他们想得出来，还为人师表呢！”周书记忿忿地说。

我问：“这些事，乡里都知道么？”

“有耳朵的都知道。”

“群众意见肯定大得很。”我说。

“大又能怎样？党委会上也议过好多次，但都不了了之。提意见可以民主，但最后还得由老板来集中，他说了算。”周书记舔舔嘴唇，似觉话有些不妥，交待说，“这些话你只在心里，千万莫到处说。你是外来人，还不晓得深浅。弄不好影响班子的团结。我的意思，对罗校长这种人你心里要有个底。”

我点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想去采访他了。”

周书记忙说：“去还是应当去的，工作是工作，你是报道乡党委如何抓教育，只要不把功劳记到他身上就行了。再说，乡联校的问题还不算最严重的。全乡十六个村，至少有十一个村财务混乱，多年都没有清理过，有些支书凭白条子收款支款，一年开销十几万，用村里的钱就跟用自已的一样！问题大得很呢！可是我们只处理像孟菊清那样鸡毛蒜皮的案子，还说是为了安定团结。唉。”

辞别周书记，我向乡联校方向走了一阵，又扭回头。我实在没有兴趣再去见那位罗校长了。干脆请报社的朋友来采访写篇文章吧，这样上头版更有把握些。我这位朋友在报社当着一个部主任，还有点小权力。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呀是作家呀！生活深入得怎样？有没有辅导年青女作者？还没发现？不要浪费了机会哟。什么？采访，抓教育？他妈的，教师节一来，大家都跑去抓教育了。这几天抓教育的稿子铺天盖地！不来不来，你那里又没女作者，我来干什么。什么，救你的驾？没那么严重吧？好好，我也来深入一天，先说好，没酒喝我可掉头就跑呵！”

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乡里的桑塔纳到报社把这位朋友接了来。余老板亲自作了详细介绍，又亲自陪他参观了两所新建的村小学，考察了乡中学的设施，忙了一整天。中午晚上两桌酒喝得昏天黑地，余老板都差不多要醉了。报社的朋友感动不已，连说余老板够朋友，回去后一定写篇够朋友的文章，争取发在一个够朋友的位置上。我一个人喝啤酒，但朋友也说我够朋友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我喝了一瓶啤酒。作家，你还是要挂职才能进步呀！朋友这样说，有点市委领导的派头了。

朋友走时，余老板一挥手，办公室的小李变戏法似的提出两桶茶籽油，又拿出两条“芙蓉后”烟。朋友一一笑纳。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见我这人办事还是不周全，不灵活，也不稳妥。

教师节这天，我在市报上看到了朋友的文章。无论是篇幅还是刊载的位置，果然都很够朋友，更够朋友的是，还署了我的名，让我成了作者之一。我把报纸拿给余老板看。我想他应该很满意很高兴的，便朝他脸上看。可是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半点的高兴与满意来。他嗯了一声，点点头就走开了。我马上就理解了他，这才是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老板的态度。我不理解的是我自已，我什么时候变得要看老板的脸色了呢？

教师节眨眨眼就过去了。这日杨会计又拿来一份表让我签字。说是给乡干部的捐款补贴。捐款就是捐款，既然捐了，还要什么补贴？我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也没想到老板真会兑现他的诺言。乡政府总说没钱没钱，工资拖欠几个月，这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想管闲事，可是我也不好领这五百元钱。因为这笔钱原本是乡政府发的福利，是我不该拿的。变成捐款后又领回来，这不就像黑手党洗钱一样了么？杨会计递钱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推了一下。杨会计就说：

“陶书记，你让我为难呢。这五百元钱，你再捐也好，拿去找小姐也好，我们当兵的管不着，可你得把字签了。到乡里就按乡里的规矩办，陶书记你就莫格外一条筋了！”

我心里一怔，感到脸腾地红了起来。赶紧签了字，迅速地将那五张百元钞票塞进口袋里。我下乡已经好几个月，我一直尽量做到与大家打成一片，难道说直到如今，我还是格外一条筋？可是……我能不格外一条筋么？

栽油菜

县里号召大搞冬季农业开发。口号是：干部一边倒，劳力一棍赶，突击一件事——栽油菜。公路沿线的农田要栽成片，不允许有空白。电视里，市长和县委书记都扛着锄头下了田，边种油菜边作出了指示，要把油菜作为一季产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个重要经济来源来抓。

但是农民不积极。外出做生意和打工的比下田栽油菜的多得多。岩板坡公路两侧栽下的油菜寥寥无几，很不好看。县里很快要来检查，余老板于是急得一脸铁青，于是召开乡、村两级干部会，明确责任，布置任务，于是通知全体乡干部于某日上午去公路旁帮某户农民栽油菜，以实际行动感动农民，带动农民。

然而农民不那么容易感动。好话说了半箩筐，才说动一个农民让出一丘田来栽油菜。乡干部们下田时，他在一旁远远地看着，感谢的话都没一句。村干部尽着地主之谊，先是每人发了盒烟，然后是矿泉水，后来还抬来半筐刚摘下树的橘子。乡干部们边抽烟边喝水边吃橘子边劳动边讲痞话，倒也其乐融融。

我上一次使用锄头还是当知青时候的事，那时我是村里的壮劳力。所以锄头在我手里勾起了许多的回忆。慢慢地我就进入了角色，像一个真正的农人一样得心应手地挥舞着锄头，引得一旁的梅丽小姐惊诧不已。陶书记你像那么回事呢，你不像个城里人呢。我说我上半辈子是个乡下人呢，从土里刨食呢。同时我诧异梅丽小姐，她怎么以拿绣花针的姿态来抓锄头呢，那弱不禁风的样子，每次举锄都勉为其难。不过由于运动，她那张本来就很清秀的脸红扑扑的，很好看，真正的秀色可餐。我认真地起沟，将泥坯捣碎，平铺在田垄里，时不时地，餐一下小梅的秀色。小梅问起，我写过些什么作品，我矜持地、谦虚地作了一点介绍，她就作出无限向往的样子。她说，在学校时，她也喜欢写写。我说，你要有兴趣搞搞业余创作，我倒可以辅导辅导，把习作拿到文联办的刊物上去发表。小梅说好，一定请陶书记多提意见。我有点兴奋，还以为真的遇到业余作者了呢。两天后她将几篇稿子拿给我看时，我很失望，那不过是她读中学时写的几篇作文，干巴巴的没一点意思。

将近中午，我们拍拍手上了田塍。回头望去，栽下的油菜东倒西歪，扔下的橘子皮星罗棋布，醒目得很。四周的老百姓对我们指指点点，不知议论了些什么。为慰劳辛苦了的乡干部，乡政府食堂里摆了四桌酒菜。喝白酒还是喝啤酒，各取所需，用杯子还是朝天吹，各从所好。

抽了四条烟，喝了四十来瓶矿泉水，吃了半筐橘子、四桌酒席，栽了半亩油菜——这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四十来个乡干部在这个上午做的事。

手机

刚下乡的时候，乡里只有余老板和苗乡长配置了手机。随着我挂职时间的推移，手机就渐渐地多了起来。李书记有了，张书记有了，连杨会计也有了，开会的时候常见他们拿出来把玩，爱不释手的样子。仔细一算，总共有八台。除了老板和乡长是乡政府报销外，其他人的手机费用都是自已想办法解决的。而所谓自已想办法，无非是找自已分管的站所去销账。所以，乡里的七站八所经济效益的好坏往往能从分管领导有无手机上反映出来。杨会计是个例外，他的手机费是经老板特批，在合作基金会报销的。

有天我与李书记去松树坳村，见他举着手机在村委会门前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待他忙完，就借他的机子给老婆打个电话。我在键盘上摁了半天，没有任何反应。李书记这才笑着告诉我，这儿是无线通讯的盲区，手机根本打不通。

这才晓得，他不是玩手机，而是在玩派头。

农民负担

农民的负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税

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等。

2）乡统筹

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计划生育费、行政包干费等。

3）村提留

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报刊费、招待费、村干部工资等）、有偿服务费（农机管理、畜牧防治、水费）等等。

国务院规定，农民负担的乡统筹、村提留两项费用不能超过当年纯收入的5%。实际上很难作到。当然纸面上比较容易，譬如将年收入额提高就是。许多乡镇都是这样做的，包括岩板坡。年收入是个不好统计无法确凿的数字，说多就多，说少就少。经济在发展嘛，社会在前进嘛，年收入的逐年提高，在情理之中嘛。

事实上，除了上述三项外，还有一些临时的上缴。比如冬修费，是县里派下来的，人平45元，到了乡里就加码，变成50元。不愿出钱的可折合成十个工日，到大堤上去劳动十天。劳动力如此的廉价，谁愿意？当然还是交钱啦。

订报刊也是一大负担。每年都有数字可观的订阅任务从上面压下来。各个部门都有，都说自已的报刊最重要，是正宗的谁谁谁的喉舌，完不成指标就要如何如何。来头都大得很。岩板坡全乡去年用于订阅报刊的经费是68235元，人均3元多。乡政府办公室后面有间阴暗的库房，大捆大捆的报刊堆在那里无人问津。收废品的人倒很牵挂，隔段时间就上门服务一次。

收提留（一）

约定俗成，乡村干部把催缴各类上交款统称为收提留。

都说，农村工作两大难：计划生育和收提留。而在岩板坡，收提留已上升为头等难事。收提留与包村干部的责任制相联系，自然也与年终评先和奖金相联系，所以乡干部无不上心。从早稻入库之后，乡政府就挂出了上缴进度表，某某村提留已收多少，还欠多少，在全乡列多少名，等等，一目了然。进度表前，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喜的人少，愁的人多。

李书记邀我去丝茅冲收提留。昨日李书记从丝茅冲一个“钉子户”（乡村干部对那些拖欠上交款而又态度强硬的农户的称呼）家提了一塑料桶抵上交的油回来，打开盖一看，才发现是一桶尿。遭了捉弄，丢了面子，李书记的脸色就很难看。除了我，他还邀了周书记和派出所的黄所长以及民警小耿，有点人多势众兴师问罪的意思。小耿屁股上还挂了一副手铐，亮锃锃地逼人的眼睛。李书记忿忿地说，今天要是他不认罪，不把欠款交了，就要小耿将他铐到派出所的黑屋里去，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听到这话，周书记向我看了一眼。她有点担心，说：“还是要避免激化矛盾。”我立即应声附和。李书记有些不快，瞥我一眼说：“陶书记你是城里人，又是个文人，你不晓得那些刁民的德性。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棒！”

我不好说什么了。下乡以来，我一直坚持不干预的原则，少说多看，只帮忙，不添乱，对别人的事尽量不置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只是个客人。我说多了不好。

幸好一到丝茅冲，秦支书提着一桶油迎上前来，迭声说：“李书记我代表秦老三和全村农户向你道歉了！昨天是拿错桶了，决不是有意欺骗政府，你看，这尿和茶油不是一个颜色么？秦老三是眼睛不好，他那样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人，借他一个胆子，也不敢骗你李书记呀。你看，一早他就把油送来了，欠下的余款也交清了。他还是从合作基金会借的钱，三分的息呢！”

“想糊弄我吧？”李书记板着脸说，“秦支书，你莫两面装好人！秦老三没胆子，秦老三的儿也没胆子么？老乡长女儿的奶子都敢摸的人！”

“那是老皇历了，确实不是有意的，那桶尿原本是要提到菜园里浇菜的，不想提错了，都没在意，才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我以我的党籍作保证！李书记你要觉得他必须当面谢罪的话，我叫他来跟你鞠几个躬，陪几杯酒。”秦支书笑容可掬。

李书记想想，脸色慢慢好了，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既然你给了我面子，我也要给你面子嘛。也怪我们工作不过细。其实呢，我们都是为了收提留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走到一起来了——包括今天来的周书记和陶书记，还有黄所长和小耿。只要任务能按时完成，一切都好说。”

周书记与我对视一眼。大家都轻松起来，有说有笑的。我想，尿油之错太离奇，只怕是村民心有积怨有意为之。不过眼下的结果，是大家都乐于接受的。

在村委会烤了一会火，聊了一会天，村长安排好中午的酒席之后，就叫上所有村干部去农户家收提留了。李书记说：“今天我们力量很强，正好攻坚。秦支书，你点几个钉子户，非把它们拔掉不可！”

秦支书沉呤片刻：“那，先去二癞子家看看吧。”

一行人便浩浩****去二癞子家。村会计边走边介绍说，二癞子还欠上交款386元，他常年在城里打工，手头并不拮据，但他就是不交，见了村干部理都不理。这两天他母亲病了，他回了家，要在平时，人毛都见不到。

二癞子正在阶基上做事，我注意到他非但不癞，而且是个标致的后生。见到一下来这么多干部，他有些手足无措。李书记厉声道：“二癞子，晓得到你屋里来干什么吗？”

二癞子擦着手说：“哪里不晓得，除了收提留，你们这些大干部走错路也不会到我屋里来呀！”

李书记点点头，拍拍黄所长的肩：“你的牌码大呀，你看，把公安机关都惊动了！”

二癞子舔舔嘴唇，不作声。

秦支书说：“二癞子，这是我们第十三次找你了，你打算拖到哪天去？”

二癞子脸稍稍一红，说：“我只打算拖到今天。你们也要过年，提留不交，你们的年也过不好。不就是三百多块钱么，小意思。”说着，他从身上掏出四百元钱来。会计立即给他找钱，开收据。

李书记在一旁点着头：“嗯，这还差不多。还是怕来硬的咧。早这么爽快，多好？哎二癞子，也不给大家倒点水喝？”

二癞子说：“我屋里水不干净，国家干部喝不得呢。”

李书记讨了个没趣，挥挥手说：“那就不喝不干不净的水了！走，找下一个钉子户去。”

一群人便离开二癞子家，沿着田埂蜿蜒而行。旗开得胜，李书记情绪不错，提出去拔钉子中的钉子，找鲁中年。据说鲁中年在村民当中很有些影响力，很多人都看着他的。

鲁家无人，大家便在阶基上找了板凳坐下来，让村干部去寻他。不一会，便从菜园里将鲁中年叫来了。见了我，他还微微一笑，点头致意，好像我是他的同盟似的。他不慌不忙地给大家倒水，态度平和，像是见过了大世面的人。余老板曾说过他是典型的刁民，可我暂时还没见到他怎么个刁法。

“啧啧，书记都来了这么多，这么抬举我，真是三生有幸呀！”鲁中年笑道。

“闲话少说，”李书记板起脸，“今是要你拿出实际行动来。”

鲁中年瞟一眼黄所长和小耿，不紧不慢地说：“李书记，我昨天听了广播，市里发了一个文件，说是不允许抽派公安人员下乡收提留呢。你们不仅抽了警察，还带了警具，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搞法嘛。市里的文件还算不算数呀？”

李书记怔了怔，转头问周书记：“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

周书记说：“听说是有，不过文件还没到乡里来。”

李书记就一挥手（我发现他特别喜欢挥手），说：“还没来就不算，见了文才执行。”

鲁中年慢悠悠地说：“其实，你就是带枪来我也不怕。税我早交了，只要不欠税，就戴不上抗税的帽子，你能把我怎么的？”

李书记闷声说：“提留你就有理由不交了？”

“我没说不交，只是暂时不交。我的理由多得很，比如秦支书的弟弟就没交完，我凭什么要比支书的弟弟积极？”鲁中年振振有词。

秦支书绷着脸：“我弟弟的下午就交。”

“那就等他交了，你们再来找我吧。”

秦支书没话可说，瞪了鲁中年一眼，就从口袋里掏钱：“他只差两百多块了，我给他贴上，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会计就当着鲁中年的面把钱收了。

鲁中年道：“我还是有话说的。我没有当支书的哥哥帮着贴钱，到哪里找钱去？再说，村里把几眼石灰窑卖了，钱还没分到村民手里，村里还欠着村民的钱呢！”

秦支书气愤起来了：“你不要胡搅蛮缠，牛**的扯到马**来了！石灰窑的钱账算清了，自然要分的。今天来了这么多人，你是躲不过去的！种田纳粮，千古同理，有钱没钱都得交，没现钱，赶你的猪、撮你的谷、提你的油，要不你到村基金会去借钱！”

鲁中年倒吸一口气：“基金会的钱，三分的息，谁还得起？”

秦支书说：“那就赶你的猪。”

“我家的猪正长膘呢，”鲁中年一跺脚，咬咬牙说，“好，我借基金会的钱！”

秦支书怕他反悔，赶紧让会计带他回村委会办理借款手续，我们在鲁家等着。

过了一会，会计垂头丧气地回来，说鲁中年跑了。原来，一到村委会，鲁中年就变了卦，搭上一辆三轮车去城里了。说是去亲戚家借钱，还说要是村里拿他家东西，他要到市里去告状，说乡村两级干部用专政手段对付广大农民群众。

李书记和秦支书气得破口大骂。借钱显然只是借口，鲁中年又一次溜掉了。我总算看到了这个所谓刁民“刁”的一面。骂了一阵，看看时间已过正午，只好收拾起气愤的情绪回村委会去。

在村委会，酒席和牌桌在等待着我们。

收提留（二）

民政助理吴小为邀我去茅家岗月牙组收提留。茅家岗是苗乡长和吴小为包的村，苗乡长去县党校学习了，他只好邀我同去，有帮他助威的意思。我当然会去，但我想他十有八九会失望。

茅家岗是全乡经济状况较好的一个村，但该村的月牙组却很穷，九七年元旦已经过去，全年的提留才收上来一半。有几家是连续几年的欠账户。村长与我们同去月牙组。入户前，吴小为婉言道：“陶书记，今天看你的了。讲话只怕要狠一点，态度只怕要恶一点，不拿出点魄力来，欠账户是不肯交出钱来的。”

他这样说，当然是认为我缺乏魄力了。我沉默着，过一会才说：“魄力是要有，但也要看对象。还要讲究一点工作方法。”

“那当然。”

我又说：“讲话要有艺术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还是要体恤老百姓的疾苦。外地收提留逼死人的事发生多起了，我们要引以为戒。”

“晓得。”吴小为的声音里明显有些不快。我可不管这些，谁叫你职务比我小呢，有这么个机会，当然要教导你一番，不然你不晓得天高地厚，不晓得你们那些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和方式已经让城里来的陶书记反感了。

不知是否由于我的缘故，这天的工作成果甚微，只收到一百多块钱。有一户孤儿寡母，家徒四壁，老实巴交的户主愿意将家里仅剩的一担谷抵上交，村干部挑谷时她在一旁默默流泪。我看不下去，就说算了，政府又不少这一担谷，以后再说吧。村长眉头蹙了蹙，招招手，便将那担谷放下了。

收提留真是一大难事。乡村干部难，老百姓也难，穷老百姓就难上加难了。

回乡政府时吴小为默不作声，遇上路人却大声招呼，热情有加，以此表示对我的不满。我知道他再也不会邀我下村了。

离乡

过完春节，正月初八是上班的日子。我到岩板坡一看，乡政府冷冷清清的难见人影。找到苗乡长，苗乡长说，乡下不像城里那样正规，说是初八上班，其实都还在忙于走亲访友打牌喝酒，要过了元宵节才会正式上起班来。你是个自由人，再迟一点也没关系，要不你带你的相好到外地旅游一段再来，我们负责给你打掩护！我便笑道，早知有如此便利，该培养一个相好的。

我于是回城里写小说去了。小说一写写到三月初，准备回岩板坡继续挂职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变化：市里要开文艺界代表大会，抽我回单位搞会务。搞了半个月会务，事情再起变化：组织部长找我谈了三分钟话，要我当市文联副主席候选人。等额选举，当选是毫无疑问的。我的挂职不再继续下去了。

我去岩板坡辞行。余老板摆了很丰盛的酒席欢送我。余老板说，我们岩板坡是块风水宝地呢，到这里挂职的人没有不升官的。陈一安更是一副先见之明的样子：“怎么样，陶书记，还记得我当初讲的话么？”只有我自已心里清楚，我的升职与挂职毫无关系。我说：“记得记得，一诺千金，约个时间，我在市里金座宾馆宴请各位！”

桑塔纳载着我和我简单的行李，缓缓地离开了岩板坡。望着车窗外远去的乡间景物，我揣想着在乡下的这一段生活。我了解了不少情况，我增加了酒量，我学会了扑克的好几种玩法并参与了几次以消遣为目的的赌博，我还学会了在适当的场合讲点无伤大雅的痞话。在城里我是个深居简出、生活圈子狭小的人，挂职使我融入了现实。应当说，深入生活的目的基本达到。下乡使我对周围的事物以及我自已都认识得更清楚了。而且，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失去作家那条独有的“筋”。

再见了岩板坡，再见了乡下的日子！

1999年8月21日于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