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手记

称呼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市文联的桑塔纳轿车把我和我简单的行李送到了岩板坡乡。一下车,就有人抓住我的手叫了一声陶书记。我怔了一下,弄清人家确实是叫我,才匆忙应了一声。对这样的称呼我显然还不太适应,声音不仅拘谨而且发虚,听上去是个冒牌似的。其实,我是以作家的身份,响应上面的号召,到乡下来体验生活的,挂不挂职倒无所谓,但组织部门很讲究这个,按照我在本单位的级别,相应地安排了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并且还发了红头文件。如此一来,我不想陶书记也得陶书记了。

这天正好开乡干部会,于是,我作为岩板坡乡的第五位副书记,被乡党委书记余亦富介绍给了全体干部。听说我是个作家,好多眼睛里都有新奇的目光。欢迎的掌声过后,我诚恳而谦恭地讲了几句话。我说,我是来向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我希望与他们打成一片,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获取作家所匮乏的艺术养料,从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所以,我要拜在座的各位为师,并希望与他们相处融洽。

讲完话,我就发现那些新奇的目光里有了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情。我有些不自在,难道自己说错什么了?

散会时,矮矮墩墩的副乡长陈一安握握我的手:“陶书记,恭喜你呀!”

我不解:“恭喜什么?”

陈一安笑道:“恭喜你进步有望呀!凡组织部派下来挂职的,一回去都会升职。”

我忙摇头:“我不是那种挂职锻炼,我只是为搞创作来深入生活的。”

“城里生活那么精彩,还用得着到乡下来深入?”陈一安硬是不信。

我只好解释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乡下感兴趣,而且主要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但毕竟离开农村多年了,对现在的农村生活了解有限,所以才特地到乡下来挂职。

陈一安说:“‘紧跟组织部,年年有进步’。深入生活是深入生活,你晋级也是一定的。不信我们打赌。挂完职,你要是升了职,请我到市里的金座宾馆吃一顿,要是没升,我请你。”

我便笑道:“这顿饭你只怕请得成。”

“咱们一言为定,到时可不许反悔哟,陶书记!”

“行!”我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我发现,我对“陶书记”的不适应感正在悄然消失。我想起一句俗语,到什么山里唱什么歌。

午宴

中午,余书记在乡政府食堂设宴,说是为我接风。我心里有些受用,又有些不安。当知道此举同时为款待前任书记,并不是专为我设,心里才安静了一些。食堂十分简陋,桌子油腻腻的,凳子都连在一起。穿过食堂进了一道小门,不由吃了一惊:原来里面是一个包厢,空调、卡拉OK、红木桌椅一应俱全,其豪华度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宾馆。

就座之后,我就遇到了尴尬事。乡政府杨会计撕开一条烟,每人一盒地分发。下乡之前妻子给我打过预防针,说如今县乡两级的宴客礼节,都是落座就要发一盒烟的,千万不要书呆子气,因为自已不吸就推辞,显得你清高,弄得大家都不自在。能不能与大家打成一片,最重要的是入乡随俗,入乡随俗啊。妻子的叮嘱言犹在耳,当那盒烟递过来时,我还是本能地将它推开了。并连连摆手,说我不抽的我不抽的。但杨会计不由分说,强有力地重新把它塞入我手中。我很不适应这种情况,就涨红了脸,手在空中尴尬地悬了片刻,才不知所措地将那盒烟搁在碗边。那是一盒“芙蓉后”,烟盒相当精致,在市面上卖十多元一盒。我悄悄瞟瞟别人,抽烟的,很随意地撕开烟盒享用起来,不抽的,则若无其事地将烟塞进了口袋。只有我一人还让那盒烟躺在桌上。我如坐针毡,把烟收起来吧,不好意思;不收起来吧,又不是那么回事,而且那烟摆在那里很刺眼。为难之时,陈一安帮我解了围,他在递给我餐巾纸的同时,很自然地拿起烟塞进了我的口袋。

我吁了一口气,但摆在面前的酒杯令我紧张。杨会计又是不由分说地给我斟了一满杯酒。白酒我是不沾一滴的,但初来乍到,不表示表示恐怕不行。余书记端起杯子:“来,今天一为老书记洗尘,二为陶书记接风,干!”众人都豪爽地一饮而尽,只有我勉为其难地抿了一口。立即被杨会计发觉,大叫:“不行不行,这是你在岩板坡的第一杯酒,不干不行!”无奈,我只好干了。顿时一条火龙窜入了肚中。头立时就有些晕了。人家敬了我,我当然也应回敬一杯的,何况是头一回见面。于是我也站起来敬酒,说了一些借花献佛请多关照之类的话。我不要求一饮而尽,请大家随意。可是大家不随意,非要干了不可。他们说,哪有敬半杯酒的?要么一杯,要么你别敬!他们还说:“能喝三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陶书记,看来你还得培养培养!”又说:“醉与不醉是水平问题,喝与不喝是立场问题!”事关立场,只好将一杯酒吞下去。我满面通红,浑身燥热,开始腾云驾雾。桌上的人轮流向我敬酒,我一个都辞不掉。不知他们哪来那么多话说,而且那些话都让你无言以对,只有把酒喝下去。渐渐地我就听不清他们的话了。我头大如斗,意识模糊,也不知自已失态没有。

后来,朦朦胧胧地感觉是陈一安扶我离开桌子,回到房里,并把我放到床铺上。他一边帮我脱鞋一边大声说:“陶书记,没关系的,睡一觉就好。酒量都是醉大的。你不是要体验生活么?这也是体验生活嘛!”

听完他这句话,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卡拉OK

我居然睡了一下午。

一觉醒来,太阳已落到山后。洗把脸,走到院子里,便被陈一安叫住:“陶书记,帮我陪陪客去。”

我急忙推辞:“中午那顿喝得,现在脑壳还疼!沾不得酒了。”

陈一安说:“不沾就不沾,客你还得帮我陪。陪客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你去了,是给我面子,也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县国土局来了一个股长,乡国土站归我分管,可不敢得罪。放心,我会保护你。上桌后任凭别人千呼万劝,你不端杯子就是。酒桌上有个规矩,要么一口不沾,要么来者不拒。”说着,轻轻推着我的背往前走,又说,“像你这样不喝酒的书记,还真少见呢!”

只好从命,随陈一安去了集市上的回春餐馆。进门一看,李副书记、张副乡长、杨会计以及乡国土站黄站长都在,众星捧月似的,围簇着县里来的朱股长。朱股长是个半老徐娘,身体肥硕,面庞宽阔,听人介绍我时,厚眼皮抬了抬,点了点下巴,其派头不亚于一个县长。刚坐下,黄站长便开始发烟。这回我没有推辞,接过烟,稍稍犹豫了一下,急促地塞进口袋里。瞟一眼陈一安,见他脸上有赞许的微笑。

斟酒时,陈一安果然采取了保护我的措施,说了一番我中午如何如何,把我面前的酒杯撤了。朱股长似有不快,说:“市里的干部就这个水平呀?”我没理她,要了一瓶椰奶。这一来气氛有些不对,陈一安赶紧笑道:“我讲个小故事给大家助兴。有个老倌子,赶着马车到乡里送粮,送完粮把马拴在路边,自已上茅房去了。屙完屎尿出来一看,那马正在田里吃禾苗呢!老倌子气得,操起鞭子就抽,边抽边骂,‘狗日的畜生,走到哪吃到哪,你以为你是国家干部呀?!’今日在座的都是国家干部,只管放开肚皮吃!”众人都笑起来,互相热烈地敬酒,酒杯吸的嗤嗤响,然后把筷子一齐伸向水鱼钵子里。朱股长兢兢业业地对付一只水鱼壳,嘴角沾了些汤水,抽空感叹道:“如今的国家干部,就剩下这么点优越性了呢!”

大家的嘴巴十分忙碌,除了吃就是不停地说,只有我闲着,显得有点与众不同。我知道这不太好,应该与大家打成一片,但不知说什么好。桌上人除了那位朱股长,待我都十分客气,可是这客气正好说明我没有融入其中。我心里隐隐不安,欲扭转这种局面,却又想不出什么法子。幸好朱股长品出那瓶酒不太地道,有冒牌之嫌,敬酒的程序大大缩减,大家转而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饭菜,没多久,桌上就只留下残汤剩菜了。

朱股长放下筷子,打了个嗝。陈一安说:“听说朱股长的卡拉非常OK,是不是让我们基层干部也欣赏欣赏呀?”朱股长笑得嘴巴一扯,脸蓦然一宽:“我那是业余水平,谈不上欣赏的。你们乡下也有卡拉OK么?”陈一安说:“这就是朱股长您官僚了,如今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城里有的,乡下也基本上有。走,上楼去,叫老板把卡拉OK机打开!”

大家便簇拥朱股长上楼。楼上真的是一个卡拉OK厅。朱股长也不客气,开口就点了一首《小背篓》,拿过麦克风就唱。听第一句,我心里就一麻。她不仅是个不男不女的糙嗓子,而且几乎每一句都要跑调。她自已还挺投入,挺得意,摇头晃脑地。大家的听觉神经都忍受着她的折磨,可等她一曲唱完,都热烈鼓掌,似乎刚才唱歌的是宋祖英。我心里十分别扭,出于礼貌,也不得不拍了几下。陈一安请我也卡拉一曲,说要见识一下市级水平,我以嗓子疼为由宛然谢绝了。我本也是喜欢唱一唱卡拉OK的,但此时此刻我了无兴趣。卡拉OK这东西,无论用来糟蹋音乐还是糟蹋听众,都是再好不过的了。接下来李副书记、张副乡长轮流上场一展歌喉,我在一旁默默地坐着。大约过了半小时,见他们还没有结束的意思,而我实在不堪忍受,就毅然告辞了。

走出餐馆,暮色已经降临,远处的山成了一幅幅剪纸作品。朱股长的卡拉OK声从楼上飘下来,回**在空寂的山谷间,显得十分怪异。

这顿饭,真正的收获是陈一安说的那个小故事,回到屋里我就把它记在小本子上。它有点意思。

寂寞

冲完澡,走出寄居的小平房,我站在乡政府院子里。夜色静谧,星星无声地眨着眼睛,樟树的影子覆盖在我身上,阴凉的地气一阵阵地掠过我的身体。真是心旷神怡呵。乡下到底是乡下,空气如此新鲜,如此凉爽,此地距城市不过三十公里之遥,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我在树影里踱着步,惬意地作着深呼吸。对面是乡干部宿舍楼,四层,却只有两三个窗户亮着灯。整个院落静悄悄的,只有数只虫子在草丛里不甘寂寞地鸣叫。一个黑色人影,慢慢地浮过来。定睛一瞧,又是陈一安。

陈一安见了我,有些诧异:“陶书记,你没回家呀?”

我说:“今天才来,回什么家呀!”

陈一安说:“回家睡呀。隔壁市机械厂早晚都有班车去市里,很方便的。你何必在这里享受寂寞呢?连余老板、苗乡长他们,都天天回城里过夜,第二天一早来上班。”

难怪乡政府院子这么安静。我问:“他们的家都安在城里么?”

“对呀,余老板在城郊修了一栋三层楼房,苗乡长、李书记他们呢也都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晚上在这里你是看不到他们的影子的。”

我说:“啧啧,他们经济实力很强呀!你怎么没去城里筑个巢?”

陈一安说:“我哪有那个本事?一套商品房十几万,把老婆孩子卖掉也凑不齐这笔钱。”

我想想说:“不过,住在城里,上下班到底还是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乡里有台桑塔纳,还是豪华型的,一把手随要随到。再说,谁也没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我立即敏感到什么,问:“余书记人还好吧?”

陈一安反问:“你的印象呢?”

我说:“他挺像个领导的。”

陈一安笑了:“你的感觉很敏锐。应该说,挺像个处级领导。他享受处级待遇呢。市里不是有个文件么,工农业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一把手就可以享受副处级待遇。”

“难怪。”我说,“那岩板坡经济状况不错呀!”

“看起来是不错,只是工资都不能按时发……你多呆一段时间就了解情况了的。我说多了不好。”陈一安顿一顿,拨转话头,“哎,陶书记,我找几个人打跑符子牌去吧。”

我摇摇头说不会。陈一安就说,酒也不会喝,牌也不会打,陶书记你不好开展工作呢。我说是呀,我也感到有点为难呢。陈一安笑道,没关系,在干中学,学中干嘛,你是作家,还怕学不会?学会了,对你写小说也有好处。说完,就告辞找人打牌去了。

院落里愈发寂静了。微风从山谷里吹来,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虫子们反而停止了鸣叫。举目远眺,黑蒙蒙的夜色里,一条公路隐隐约约地伸向远处的城市。我无所适从,便回房里,拿起一本书来看。可是看不进,寂寞不请自来,就像无所不在的空气一样,把我笼罩住了。

下村

终于要下村了。不下村,是不能叫作下乡体验生活的。余亦富曾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固定一个联系的村,跟其他乡干部一样。我说不用,随时随地跟某个乡干部下去最好,这样比较机动灵活。我想尽量多跑些地方,多掌握些情况。况且我还有一些创作活动,不可能天天在乡下,固定了难免受到制约。

出乡政府大院,往右五十米,是一个三岔路口,也是集市的中心。路口的“好望角食品店”是乡企业办雷主任的妻子开的。早餐后,乡干部们都喜欢聚在食品店门口聊天,交流各自听来的新闻。聊到九点多快十点了,就各自叫一辆三轮或者吉普或者摩托,拖一路黄尘往各自包干的村而去。租车费有的付现钱,有的则是在车主的小本子上签个名,年终时找乡政府结账。付钱还是签字,由所任职务的重要性而定。据说每年乡干部下乡的租车费相当可观,可观到乡政府实在难以承受,只好作了规定,一律不予报销。但乡干部们照租不误,只是那车票另想办法报账。一般说来他们都有办法,因为都分管着某个部门。即使乡里报不了,拿到村里去,村里也是要认这个账的。

这日聊天聊得差不多了,几个乡干部同时热情地邀我下村去。我答应了周书记,因为周是位亲切随和的女同志。周书记是纪检书记,有人叫她大姐,有人叫她书记,根据个人喜好而定。她挥挥手招来一辆三轮车。上车后我要付车费,她把我的手打开了:“要你付,那还像话?你别管。”我以为她会签字,但车主没有拿出本子来,待我们一坐稳,一踩油门,三轮车突突突径直往玉皇村而去。

像所有乡下的机动车一样,三轮车全身抖得咣当作响,剧烈的颠簸不时让屁股弹离座位。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我的兴致。暖风携带着泥土和新鲜牛粪的气息扑面而来,明亮的阳光在绿色的禾叶上闪耀。我大口地呼吸着曾经十分熟悉的气息,心中兴奋不已。

到玉皇村不过三公里地,三轮车跑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村长(村长是习惯性称呼,正规的叫法是村主任)孟菊清站在村委会门口,三轮刚停,他就抢先付了车钱,笑道:“周书记你们来得好巧,刚摘了一桶桃子在屋里,还没来得及尝味呢!”周书记说:“还是陶书记有口福,一来就尝鲜。以后呀,回回来我都邀陶书记!”说着就把我介绍给几位村干部。孟菊清连连点头:“听说了,陶书记是个写书的,以后把我们也写进去吧!屋里坐,乡下没什么招待的,让陶书记见笑了!”

进屋坐下后,孟菊清就每人扔一盒烟,白沙牌的,比乡上发的烟刚好低一个档次。我心里虽然还是有些犹豫,但收烟的动作已十分自然。扔完烟,孟菊清就忙着削桃子。我说自已来吧,去拿他手中的刀,他却不肯,有力地将我的手推开了。边削边说,支书跟着苗乡长到江苏张家港参观学习去了,村里是他在主持工作。他是个面目黧黑的中年人,双手十分粗糙,削好的桃子明显不干净,我接过来,心里直嘀咕,表面上却毫不犹豫地大口地吃。周书记询问村里近段的工作,孟菊清头头是道地作着汇报,我在一旁仔细地倾听。当听说他们为壮大村级经济,新栽了四亩黄栀子时,我很感兴趣地提出要去看看。

孟菊清带我到了村委会屋后的山坡上。黄栀子是一种中药材,我小时候在乡下时,常常上山采野生黄栀子,晒干了再卖给供销社,赚点零用钱。新栽的树苗刚刚回青,只有小拇指粗,翠绿的小叶子在微风中轻轻飘扬,十分生动。孟菊清说,如果培养得好,三年后便可开花挂果,五年后便可产生效益。我蹲下身子,把鼻尖凑到树叶上,深深地一吸,一缕辛冽的气息直透肺腑。温热的地气在身下蒸腾,无论是拂动的树叶还是爬到腿上来的蚂蚁,都让人感到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真实。我站在山坡上发着呆,若不是孟菊清叫我,不知会呆到什么时候。

回到屋里,发觉午饭已经作好。方桌上摆着回锅肉、炖鸡、红烧猪蹄三钵大菜,还有一碗皮蛋和一碟花生米。团支书抱来一箱啤酒,我赶紧声明我是不喝酒的。孟菊清根本不听,说陶书记你要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基层干部。再说啤酒根本不能算酒,只是饮料嘛,杯子也不用了,每人吹一瓶。说着一咧嘴,咬掉一只瓶盖,把那瓶酒竖在我面前。其余的人都自觉地抓了一瓶酒在手里,周书记也不例外。大家互助碰了碰瓶子,便朝天喝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吹字用得很妙,那举瓶朝天的样子恰似吹喇叭。孟菊清时不时替我夹菜,躲也躲不掉。除了周书记,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吹”酒的样子很豪爽,一瓶啤酒吹不了几回就没了。而且在吹完一瓶酒前,那左手是抓着瓶颈一刻不松的。我只有半瓶啤酒的量,再怎么劝,也不多喝了。他们就说,喝这点酒,不知陶书记你的文章怎么写出来的,李白还斗酒诗百篇呢!我说,能者多劳,你们能吹就多吹嘛。他们毫不客气,很快都把自已吹得脸红脖子粗,一个个都像红虾公。周书记也只吹了半瓶,他们不说她,倒把我联系上了,说,陶书记你不是个男的呢,跟周书记一样呢。

吃完饭,桌子一抹,铺上几张报纸,就开始打跑符子。孟菊清拖我上桌,我忙说不会。孟菊清不信,说牌都不会打当什么作家,是老婆管得太狠了,荷包里没货吧?我解释说真不会打,打扑克我还会一点,你们打,我在旁边学吧。他们就把周书记请上桌,津津有味地玩了起来。周书记手气好,几把下来就赢了两张“兵”,她还玩教兼顾,边出牌边向我介绍玩跑符子的规则。无奈我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就打起了瞌睡,于是坐到一旁,从包里掏出一本外国小说来看。

太阳落到对面山坳上的时候,收了牌局,孟菊清到公路上拦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回乡政府。上车时我问:“周书记,每回下村都这样吗?”话一出口,便觉问得很不慎重,很不妥当。正后悔着,周书记不在意地说:“那也不一定,今天没什么具体事,主要是来问问情况。”

她顿了顿,又说:“干农村工作,没什么巧,就是要红的黑的都看得,荤的素的都来得,横的竖的都干得。要不,基层干部不会服你,村民也不会听你的话。”

我深深地点头,信以为然。

任务

好久没见到余书记,听说他一直在县里跑。这日他从桑塔纳里出来,向我招了一下手:“陶书记,听说你跑了好几个村了,辛苦了呀。有收获吧?”

我连连点头:“有收获有收获!”

余书记想想说:“我们乡的宣传报道工作一直很薄弱,每年市报都上不了几篇,省报更是一个空白。你有这方面的长处,是不是请你把这方面的工作抓起来?”

其实新闻报道并不是我这个搞文学创作的长处,但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行啊!”

余书记随即从他小巧的大哥大包里掏出几份材料给我。一份是他写的《岩板坡农业产业化构想》,一份是茅家岗村花木生产情况,还有一份是乡党委如何抓教育的汇报。

当天,我就让陈一安陪我去了一趟茅家岗,“吹”了半瓶啤酒,了解了一下花木生产情况。回到乡里,连夜写了一篇报道。

第二天,我回到市里,将报道给了报社里的朋友,余书记的文章则给了妻子。妻子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办的一份叫《政策研究》的刊物当编辑,有这个便利。

数天后,关于茅家岗花木生产的报道发表在市报第二版的《经济生活》栏里;半月后,余书记的大作也在《政策研究》上刊载了。据我所知,许多县乡干部都热切希望在《政策研究》上发文章,展示才华,因为这是一本给领导看的刊物,若能给领导留下某种印象,说不定对仕途有良好的影响。所以,许多人又是送礼又是托人,千方百计想将自已的文字挤进这本刊物里去。我想把这消息告诉余书记,他一定会大为高兴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余书记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眼角眉间没有泄露一丝半点喜悦的痕迹,说:“好,很好,不过力度还不够,还要加大力度。”

我有些佩服起余书记来了。他虽然比我还小五岁,但显然在政治上比我要成熟得多,是块当官的料。他的话提醒我,还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还有省报的空白在等着我去填补。

任务尚未完成,我辈仍须努力呵。

苏支书

苏家铺村处于一片丘陵地带,起起伏伏的坡岗上是一片片蓊郁的油茶林。幢幢农家小楼坐落在油茶林的掩映之中。村委会是村子的中心,对面是新落成的村小学,左面是大米加工厂,右面是村民开的一溜铺面,卖肉的、卖米粉的、卖百货的等等。进出铺子的人不多,我一下车,就都朝我望,很好奇。有人低声说:“又来干部了。”我朝四周看一圈,小学墙壁上的一条标语引起了我的兴趣:“自已的孩子自已爱,自已的学校自已盖。”我立即把它抄在我的小本子上。

我到苏家铺,是冲着村支书苏大雷来的。

很多人向我说,苏支书是个好支书,上任以来,村办经济红红火火,自已又廉洁奉公,深得村民信任。应该树他一个典型。我想,如果眼见为实,就给他写篇人物通讯。

我在村委会没找到苏支书,但副支书和妇女主任在。我一说明来意,他们就很热情地介绍起苏支书的事迹来。我边问边记,很快就记了半个本子。素材非常丰富,有些细节也十分生动。说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带我去看了在苏支书领导下建成的大米加工厂和村小学。至此,我已确信,苏支书是个实打实的好支书。

采访结束,苏支书出现了。隔老远,就向我伸出两只手来:“哎呀,陶书记你可是个稀客呀!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在乡里听说,赶紧回来了。”抓住我的手直摇。他的手粗糙有力,我被钳得生疼,暗暗地忍着。我被他的热情与爽朗感染了,也摇晃着他的手,好一阵寒暄。

重进村委会,苏支书问给过陶书记烟没有,副支书和我都连声说给了。苏支书这才坐下来和我扯谈。他很谦虚,说到他的政绩,酱色的脸憨憨的一笑,说:“人嘛,总要做点事的。”

扯着扯着就到了太阳当顶之时,便把我往饭桌上邀。桌上菜不多,分量却是非常之足的,都是大鱼大肉。少不了又要喝酒。较之过去,我对酒的态度有所变化,爽快地要了一瓶啤酒。又是举起瓶子朝天“吹”。由于聊得投机,大家都很痛快,我居然不知不觉吹了四分之三瓶。看来我的酒量有了长进。

放下碗筷,苏支书说:“陶书记,今天没事了,摸几把吧?”

我知道他是指打牌,就说:“麻将跑符子我都不会,你们玩吧。”

苏支书说:“真不会呀?那我们换换脑筋,陶书记到隔壁睡个午觉吧。”说着把我引到隔壁房里,又开了电扇,让我上床歇息。夏季人很容易疲倦,一躺上床,睡意如水漫来,我很快就沉入了梦乡。

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多。我到隔壁一看,苏支书面前赢了一堆钱。我心里吃了一惊,嘴里却说:“嚯,苏支书手气好呀!”

苏支书喜笑颜开,匆匆地瞟我一眼,就盯着手中的牌去了,边出牌边说:“今天怕是沾了陶书记的光呢,好久没摸过这么好的牌了。”出了几张牌,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哦,陶书记要回乡里去了吧?李村长,你去帮陶书记拦台车。陶书记,我就不送你了,多包涵哟!”

我知道牌桌上的人是九条牛也难得拉动的,就挥挥手告辞了。在跨出门槛的一刹那,心里很不是滋味,苏支书留给我的好印象几乎是**然无存。

我搭上了一台既无车灯又无车窗的旧吉普车,在油茶林中颠簸而行。下午气温降低了,又有山风扑面而来,心情不由得就轻松了一些。才走了不到一公里,一辆摩托车嗖地从后面追上来,车头一横,将吉普车拦住了。司机正要破口大骂,却见苏支书从摩托上跳下来,便噤了声。苏支书冲我大喊:“陶书记,我有句话说。”

我很惊讶:“什么事?”

他跑到我面前,说:“我才晓得,你是为了替我写文章来的。请你手下留情,千万不要写!”

“为什么?”

“我晓得自已有几斤几两。工作是做了一些,可我有个毛病,就是爱打牌,有时一打就是一个通宵。”

我说:“打牌不要紧,谁没一点嗜好?只是赌钱不太好。”

他憨然一笑:“打牌要不兴钱,那还有什么味道?我这毛病是改不了啦。你要是写了文章表扬我,我就没好日子过了。写了我,给党抹黑呢,拜托陶书记,另找个典型吧!”

我答应了他。

案子

周书记和主管党群的李书记要处理一个案子,请我也参加。我很高兴有这种收集素材的机会。我问周是谁的案子,她说:“就是玉皇村的孟菊清呀!”

我一愣:“他犯了什么法?”

“他呀,太不像话了,大白天,和三个村干部在村委会打牌赌博,输赢几百块!”

我有些不解:“打牌的多得很,这也不算个大不了的事吧,是不是用了公款?”

周书记说:“倒是没用公款。打打牌其实也没什么,我有时候也打,乡干部中打牌不兴钱的只有余老板。余老板是很注意自已的形象的。问题是村民举报了,不光是打牌,打了牌,天黑了,他们还让赢了钱的请客,打的到市里的夜来香舞厅跳舞,还请坐台小姐伴舞!半夜三更了又打的回来。而且,还不止一次。真是太不像话了,这样的歪风邪气不杀一杀是不行的了!”

我惊讶之极。我这个城里人,还从未找过伴舞小姐呢。真难想象,山里的泥腿子跑到城里的舞厅,和涂脂抹粉的小姐搂搂抱抱,是怎样的滑稽景象。特别是孟菊清,两条盘着走路的短腿,它能跳出舞步来么?

随周书记到了党委会议室。李书记与几个被审者都已经到了。孟菊清看来很有些对立情绪,绷着脸不认人。李书记异常严肃,咳嗽一声,厉声道:“晓得今天为什么把你们请来吗?”

孟菊清闷声说:“晓得。”

“晓得就好,说明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坐着一泡屎了还晓得臭。晓得就一个个给我从实招来,处理的轻重取决于你们坦白的程度和检讨是否深刻。孟菊清,你是为首的,你先讲!”李书记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拍。

孟菊清瞥李书记一眼,慢慢地讲述事情经过。李书记和周书记不时地向他提问。我一直默默地倾听着,只是当听说请陪舞小姐时,忍不住问:“那陪舞小姐也愿意?”

孟菊清眨眨眼,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小姐认的是钱,她有什么不愿意的?”我问请小姐花了多少钱,他说请了两位,每位伍拾,很便宜的。说完经过他又作了检讨,说犯了错误,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辜负了乡党委的希望,对不起谁谁谁谁谁,等等等等。接下来另外三位村干部逐个交待和检讨,所讲述的事实与所使用的语言,也都与孟菊清的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事实是很清楚的了,没有必要再审。李书记合上笔记本,开始声色俱厉的训斥和教育。他首先指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接着特别指出,孟菊清是在支书外出参观,自已主持全村的工作期间犯错误的,这就更不应该,这就没有经受住考验,损害的不止是村干部的形象,还有他自已的政治前途。李书记越说越激动,越说嗓门越高,把孟菊清的两眼都说红了。

李书记教育完,周书记接着教育。到底是女同志,她虽然也很严厉,但声音还是柔和了许多。不过她所使用的语言,也跟李书记的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她说完之后,对我颔颔下巴:“陶书记,你也说几句吧。”

我当然也要说几句,不过我不想重复他们的话了,便说:“刚才两位书记说的话,你们要牢牢记在心上。人不怕犯错误,怕的是不认识错误,不改正错误。别的我不说了,你们都是农民,我也曾当过农民,我们摸摸自已的良心想想,城里那种带色情的娱乐场所,是我们去的地方么?还打的,还请小姐,村民晓得了,能没意见么?能不举报你么?”

我的话说得孟菊清直朝我看。

李书记最后作总结,他肯定了四位村干部的良好态度,交待他们第二天把书面检讨交来,越深刻越好。至于如何处理,乡党委还要研究,回去等候通知吧。

散会时暮色降临,食堂已经开过饭了。孟菊清说:“三位书记要是不怕我们拉拢腐蚀,就跟我们去吃顿饭吧。也算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李书记想想,笑道:“怕?笑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顿饭就能腐蚀得了的么?该批评的还得批评,该处理的还得处理,该吃的还得吃!周书记、陶书记,走,去赴他们的鸿门宴!”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顿时变得十分融洽起来。一行人径直往回春餐馆去。

往餐桌前一坐,孟菊清就忙于发烟,然后请三位书记点菜。我胡乱点了一个豆腐。我一直在想,这顿饭是公费呢还是他们四位掏腰包?菜上齐之后,每人面前竖一瓶啤酒,咬掉盖子后,就都朝天吹了起来。

孟菊清很快就脸红脖子粗了,不停地向三位书记敬酒,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喝着喝着,他就酒后吐了真言:“其实,我们这算个什么错误喽!如今谁不赌几把?赌也好,跳舞也罢,都是用的自已的票子,又不是村里的钱!支书去张家港,说是去参观取经,其实呢,还不是去公费旅游,上海南京北京,一圈回来要多少票子?当然,李书记周书记说的都是正确的,正确得跟那些年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我服了;我独不服陶书记的话,是呀,我是农民,农民又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上城里的舞厅,就不能搂城里的小姐呀?天下哪有这种道理。你看不起农民,才说这种话呢!”

我哑口无言,脸一阵阵发烧。我不能否认孟菊清的话在某种程度上的正确性。直到饭后见孟菊清签了单,我才敢直面他那张醉醺醺的关公脸。

半月后,孟菊清被免掉了村主任职务。

抗洪

外出参加一个笔会,回来才知道河里涨大水了。

岩板坡不靠近大河,但抗洪是全县的事,所以也分了一百零三米的责任堤。就在县城东郊三公里的大河南岸。北岸就是市郊,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过八公里的样子。我们这个地方,夏天就是汛期的代名词,一涨水,抗洪就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我的挂职其实只是挂个名,不在岩板坡拿工资,来去自由,对抗洪佯装不知,在家休息几天,也不会有人说。但是这良心上过不去。于是这天下午,我骑了一辆破自行车,边行边问,去找岩板坡乡的防洪堤。

在防洪堤下一幢农舍里,我找到了岩板坡的人。他们正在吃晚饭,人人一身汗臭。见了我,显得异常亲热,先递给我一份盒饭,又扔给我一瓶啤酒。余书记说:“陶书记,你就不要来受这个累了,你那是拿笔的手。反正也不少你一个人。”我说:“那怎么行,我有一分力,就该尽一分心。再说,这也是我体验生活的好机会。”余书记想想说:“也好,今明两天就辛苦你一下,你和陈乡长带二十个人留在堤上。陈乡长负主责。子堤已经筑好了,剩下的就是守堤巡堤,一有情况马上和指挥部联系。我们不能搞疲劳战术,其他人都撤回去休息。”

余书记他们一走,陈一安就拍着我的肩说:“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往枪口上撞!”我笑道:“我就是想跟你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呢,你还不欢迎 。”陈一安说:“这个战友可不好当。白天太阳晒死你,夜里蚊子咬死你,发现管涌吓死你!”我夸海口:“不怕!我是洞庭湖的麻雀,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

深感责任重大,我和陈一安都不敢在农户家久留,端着饭边吃边上了堤。六七米宽的堤面上,筑起了一道一米高的子堤。洪水刚好涨到了子堤堤脚。堤外洪水浩浩泱泱,流得并不急,但很有气势,蕴含着不可阻挡的力量。晚风带着水腥味扑面而来,我似乎从中嗅到了一缕灾难的气息。有几个人在子堤上巡查,还有十来个人在大堤内坡上一字排开,捡查有无渗漏的迹象。其中一个是孟菊清,见了我,嘴角一咧,一个笑容尚未完成,就把脸转过去了。他对自已被免职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陈一安将堤上的人重新作了分工。我和他各带一班,各负责上半夜和下半夜的巡查。天色渐渐地暗下来,蚊子开始绕着我们的脸和腿飞,寻找着陆点。幸好河风渐大,把它们赶跑了。每隔半小时,我就打着电筒查看一次子堤。我在堤外水中插了一根棍子作标志,以观察洪水的涨落。见水在下降,我心里安稳了许多。

陈一安陪着我查了几个来回,扯了一会谈,就打起了呵欠。于是他将一个编织袋铺在一堆卵石上,躺下来休息。我查了一趟回来,见他打起了呼噜,就说:“这家伙,睡得像只猪一样!”谁知他听见了,叫了一声:“谁在骂人?”我刚要与他搭腔,他翻个身,鼾声又起起伏伏地响了起来。

我有些疲惫了,就在陈一安身旁坐下,凝视着夜色下的大河。星空下,河水幽幽地流,波浪不时拍得大堤哗哗作响。对岸右侧是灯火闪烁的城市,那些遥远的高楼大厦隐隐约约的像是一些积木玩具。左侧有一座黑糊糊的小山,山上是市委党校,因为垮了一个小垸,几百灾民安置在那里。

我的思绪正在游**,过来两个人,他们拿手电筒直射陈一安的脸,又用脚踢他的身体,厉声呵斥:“喂喂!守堤还困什么觉,堤要穿了眼,把你的命填进去!”

陈一安一骨碌爬起来,解释道:“我们分工了的,轮流值班,要不人受不了,要填眼了也没有战斗力。你们是……?”

“我们是县指督查队的,你们这里谁负责?”

“我,我是副乡长,”陈一安语气十分小心,“哦,还有这一位,陶书记。”

两人都看了看我,态度明显和蔼些了。其中一人记下了我们的名字,说:“防汛无小事,你们可要小心哟。万一出了责任事故,随时都有摘乌纱帽的可能。”我和陈一安连声称是,陪着他们沿堤走去,直到把他们送出岩板坡的责任地段。

他们一走,陈一安就骂骂咧咧:“神气个屁!责任就责任嘛,说什么乌纱帽,好像谁还在乎这顶破乌纱帽!一个月就那点工资,还不能按时领,真不如去摆个摊摊。陶书记,莫管那么多,你去睡,我来值班。”

我用手电照照手表,已经是十二点过了。但我不敢去睡,要是督查队员转来看到,印象不好。我强打精神,陪着陈一安巡查了几个来回,听他讲了几个色情味很浓的小故事,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倒在那堆卵石上不顾一切地大睡起来。

天刚亮的时候,堤上的高音喇叭把我惊醒了:“请岩板坡的陶书记赶快到指挥所来领任务!请岩板坡的陶书记,赶快来领任务!”

我很诧异,对陈一安说:“不是跟他们说了,是你负主责么?”

陈一安笑道:“谁让你是书记呀,有书记在,他们当然只认书记。党指挥枪嘛!”

我只好颠颠地跑到两里地外的临时指挥所。原来是要抽十个人去卸卵石。我回到堤上,点了十个人,赶往泊船的地方。陈一安争着当领队,被我拒绝了。我刚休息了半夜,理应我去。

到卸船的地方一看,各乡抽调的劳力都到了,有百把人的样子。我连忙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说我们是代表岩板坡来的,要尽心尽力,千万不能偷懒耍奸,让别人把我们看瘪了。孟菊清站出来说:“陶书记,只要你这城里坯子莫压瘪了就行。”我说:“你搞错了,我可是农民坯子,修铁路造水库,什么没干过?那个时候一担挑两百多斤呢!”

可是上船扛了几袋卵石之后,我不由就想起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句话。到底是多年没搞体力劳动了,身子一负重就发软发虚,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又加上天气闷热,不一会汗水就湿透了全身。装卵石的编织袋非常粗糙,硌得肩膀生疼。手伸进衣服里摸摸,已经磨脱皮了。后来,我扛着一袋卵石下跳板时,双腿一颤,身子猛地一晃,若不是擦肩而过的孟菊清扶住我,恐怕掉到河里去了。

孟菊清一直将我送到岸上,说:“陶书记,霸不得蛮的,扛不起了就去装袋吧。”

我朝堤上看看,见督查队的人正往这边观察,便说:“不好,我是领队的,应当率先垂范。”

孟菊清说:“你看你这疲沓样子,还率先垂得范么?再垂就要垂到水里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先把本钱保住再说。”不由分说,将我推上船,递过一摞编织袋,让我扯袋口,他操起铁锹往里头装卵石。这样我就轻松多了,口里喘着的粗气,也渐渐平息下来。

大约上午十点多,两船卵石总算卸完了。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又都还未来得及吃早餐,个个饥肠辘辘,饿得眼眶发青,瘫倒在大堤上不想动弹。这时,一个穿深筒水靴,手里拿着草帽的领导过来了。孟菊清告诉我这是县委胡副书记。

胡副书记看看两条卸空了的船,满意地点头:“嗯,不错,进度挺快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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